经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学问的大道。清季民初，经学转至若存若亡，以至于有学者断言经学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除了近代学术重心由经入史以及经学无以应世变之外，与分科治学观念的引进以及推广分科教学的西式学堂关系密切。　　道咸以降，中西学之争一直持续，二者的兼容也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选项。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以学堂兼容中学势所必然，这等于预设了用西式分科的框架来安放原来并无明确学科分界的中学。被强行划为一科的经学，很难在西式分科体系中找到形式与内容的对应，其在新学堂如何安置，成为解决新旧教育衔接转换的重要关节。经过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筹划，在贯彻西式分科教学的壬寅、癸卯学制中，经学最终以分科的方式被纳入学堂。　　为了适应分科教学系统，经学不得不改头换面，原有形态和功用均发生变化，如何贯彻落实于各级各类学堂的实际教学，并以此固守中学之本，仍然非议不止，争论不断。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由学堂兼具培才与抡才功能，使得作为传统文化象征而进入学制的经学课程，在与西学各科共存的情况下，必须担负起更多维系旧学的责任。　　清季经学进入学堂，中西学能否融合无间相当纠结。壬寅、癸卯学制颁布后，经学课程如何按照定章分科设学与教学，成为各地办学的难题。由于学堂程度和类型不同，主办者理念各异，学生程度不齐，经学课程的设置与实际教学的开展，呈现出较学制规定更为复杂的局面。　　虽然学制章程订立了将经学学科化的办法，但是经学课程在教科书编订、教习选任以及授受办法等方面，呈现出与其他学科截然不同的种种问题，往往成为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实际教学效果不如人意。各种困扰与尴尬，不仅体现出旧学与学堂在教育内容、方式以及目标上的差异，而且显现了受到分科制约的固有学问，反过来对于新式教育的实施也有所影响。　　晚清学堂经学课程的开展，事实上偏离了壬寅、癸卯学制的规划。为此，学部主政者先后在学制内外进行调整和变通。一方面另立存古学堂，以补充普通学堂经学教育的不足;另一方面则于宣统年间变通学制，以应对学堂读经的困境。作为学制拟订者的张之洞，则考虑开办经科大学来挽救其他各阶段学堂经学之失。这些努力将经学融入学堂的尝试，也暴露了学堂经学教育的尴尬。经学与学堂、学制的格格不入，预示了经学从进入学堂之日起就注定了最终不得不退出的命运，也影响了教育界和社会舆论对待学堂读经的态度。　　用西学办法条理中学，自然会用西式观念审视和衡量中国固有文化，指经学为无用。清季不断加快教育普及的进程，经学融入学堂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本来不及补救调整，“普及教育”和“保存旧学”的两全设计演变成两难取舍，清廷主管学务的人事变迁，亦程度不同地导致办学方针对于经学课程态度的转变，各地的新教育家进一步要求用西学办法彻底整合中学，将经学从小学堂课程中删去。在废除学堂读经的博弈中，主张保存与建议废除者各有其价值取向。　　民国建立，经学最终退出了学堂的学制体系。这是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阶段性标志。不过，经学仍以各种形式在学堂和社会上广泛存在，并且不断引发各方人士的重新思考和争议。更为重要的是，经学退出后，如何填补维系伦理秩序的道德真空，以及传承中学不使变形，成为相当棘手的难题，不仅造成民初以来政治、思想、学术等方面的纠结与困惑，而且至今仍然考验人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