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要素的整合,也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同时,这种分工模式也造成各国企业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问题突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获利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在价值链中却往往只能从事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制造业融入价值链为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抑制了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增加值率较低。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如何摆脱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效益,有效促进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升,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那么,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本文首先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以及增加值贸易方法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以及分工地位进行了测度,并分别对三者进行了横向与纵向上的比较,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变动情况和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然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增加值率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增加值率的直接影响以及间接影响,并从进口中间产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说明。最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分工地位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通过对进入国界次数不同的国外增加值进行分解,区分来自增加值率核算方法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增加值率的增长的限制。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本文结合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主要以加工组装生产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出口规模和出口获利之间却出现“错配”现象。2007年之后,这种“错配”现象有所缓解,中国制造业出口对进口中间产品依赖程度降低,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复杂程度逐步增强。就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而言,中国更多的从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游参与度较高且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性较强。上游参与度在研究期内虽有上升趋势,但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中国制造业对产品价值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较为微弱。但中国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合作中,其制造业正逐步由中间产品的需求者向供应者转变。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较低,但表现出上升趋势。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尤其和日本的反向变化,从侧面反应了中国制造业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复杂环节,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逐渐向上攀升,并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价值链最为核心的国家。第二,研究期内,中国制造业以及不同技术类别部门的增加值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低等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最高;中等、高等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相对较低,且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增加值率较低的高等技术制造业与中等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例呈上升趋势,而增加值率较高的低等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由于产业升级初期,中国关键技术和创新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各产业生产效率无法得到有效提高,产业多元化、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等对增加值率具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进而导致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分工程度的加深抑制了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升。其中,上游参与度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具有正向影响;下游参与度具有负向影响,由发达国家带来的下游参与度的加深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负向作用尤为明显。这种负向影响除与专业化程度加深,重复计算增加有关外,也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效应有关。中国制造业从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易受到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挤压,另一方面产业对全球价值链技术溢出过度依赖,技术吸收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技术吸收的有效门槛,使得中国制造业容易被“锁定”或“俘获”于低端化、微利化的循环路径,从而抑制增加值率的提升。进一步分解下游参与度发现,进入国界仅一次的增加值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研发水平、利润率和增加值率均具有负向影响;而多次跨越国界的增加值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对增加值率的影响不显著。进入国界多次的国外增加值虽然带来了相对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但其隐含的技术含量相对较多,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综合两方面影响,使得进入国界多次的国外增加值对增加值率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有效的分工并不会因重复计算的增加而抑制增加值率的提高,甚至会促进增加值率的提升。第四,进口中间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但其数量增加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天花板”效应。受增加值率核算公式的限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进口中间投入重复计算等问题确实导致了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但分工带来的进口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对垂直专业化水平具有调和作用,有效地减小了垂直专业化加深对增加值率的抑制作用。进口中间产品数量对垂直专业化的影响效果同时具有调和作用和中介作用。在一定的范围内,进口中间产品数量的增加会减小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抑制作用,并且会作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加深的媒介促进增加值率的提升。但当进口中间产品数量无限增加超过一定范围后,进口中间产品的数量效应将通过调和作用和中介作用加深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负向作用。而垂直专业化分工更多的是通过进口中间产品数量这一渠道影响增加值率的变动,并未有效地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种类这一渠道对增加值率产生积极影响。第五,FDI对增加值率具有“倒U”型影响,由于中国制造业引入外资的年度均值处于拐点的右侧,因此FDI对增加值率更多表现为负向作用。然而,FDI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加深对增加值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且FDI的关联性越大,即被下游行业使用越多,或使用上游行业FDI越多的行业,越倾向于通过提高下游参与度促进本行业的增加值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FDI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增加值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加深会促进FDI的增加,最终对制造业增加值率产生“倒U”型影响。此外,FDI的增加会通过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促进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升。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定量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现有文献针对国际分工对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中,均是以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为依据得出结论,缺少实证分析作为佐证,并且忽略了产品内分工发展所带来技术外溢和生产率提高对增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增加值率的核算框架出发,系统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增加值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验证。第二,为验证全球价值链加深带来的重复计算部分是否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高,本文将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度分解为跨越国界多次的国外增加值和跨越国界一次的国外增加值两部分,采用国外增加值跨国界次数的多少来反应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以判断不同的分工深度对增加值率影响的差异。通过对下游参与度两部分影响效果的比较,判断全球价值链分工加深,重复计算增加,是否是造成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因素。第三,本文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利润率的影响,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否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技术与效率的改善,佐证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加深除带来进口中间品率增加外,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此外,本文由技术外溢的过度依赖、吸收能力和来自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三个方面,分析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未达到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预期影响效果的原因。第四,从进口中间产品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角度,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一方面,本文由进口中间产品种类与数量两个维度出发,考察了进口中间产品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作用效果,并借助进口中间产品这一中介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否带来技术进步及其对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本文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以及关联性FDI对增加值率的影响。并检验了不同分工模式下,全球价值链通过FDI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在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下,FDI对增加值率的贡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