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二战后一系列社会危机与乱象,罗尔斯以作为公平的正义观擘画了一幅可行性乌托邦的宏伟蓝图,“正义原则”是其核心概念,是对社会基本结构安排的元规范。“正义原则”的提出得到各方广泛回应,形成“罗尔斯产业”现象。学界围绕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批判、辩护与延伸,催生一系列理论的发展。然而在以往对“正义原则”是否合理的问题的论争中,一些学者将立场分歧性观点作为立论的理由对“正义原则”加以评论,并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杂糅现象,甚至脱离罗尔斯“正义原则”本身内涵和具体条件来对其作出否定或肯定。这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读。鉴于此,我们需要立足于罗尔斯的文本和语境,以一种相对中立性立场,以“合理性”视角,将问题集中化。在该视域下,区分并统筹可能性、可行性等维度,正义原则的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可谓是分明的。由此,一些批判可以予以回应,一些没有发掘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揭示和批判,对于正义原则的缺失也可以作出尝试性补充。其理论的合理维度更是有利于我们对正义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罗尔斯“正义原则”是通过对以往哲学理论的继承、修正与发展来对时代问题作出的回应。他主要吸收发展了传统契约论的契约形式,并结合康德式道义论生成新契约论,作为正义原则的论证方法。在“正义原则”的基本构成上,主要通过对以往“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两种解决平等问题进路的统一并以“差别原则”补充发展而成。尽管有学者质疑其是理想的和主观主义的,但它的确通过一个成熟的理论解决了“自由”、“平等”和“效率”间的平衡问题,其对于最少受惠者的关怀,也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具有优越性的底线保障尺度。从根本上看,“正义原则”的合理构成有利于每个人都成为公平合作体系中的真正受益者。“正义原则”有着严谨的构成逻辑和丰富的内涵,由“平等的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按照词典式次序组合而成。由于正义原则内在机理的复杂性,也往往存在着对于正义原则的误读和对一些隐藏着的、必要的条件的忽视。例如在进一步分析上,“正义原则”可以被剖析成6个原则的词典式次序组合,这有利于更深入地揭示其在优先规则之下的严谨性。当然,正义原则在阐释和证明上也具有诸多局限性,如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在机会环节对于平等的保障并不完善。此外,“原初状态”以精致的条件组合有效地论证了正义原则的同时,也形成高度依赖关系。实质上,“原初状态”是正义原则的筛选器,各方在“无知之幕”之下从事先给定的清单中作出排除和选择,无法在理论层面真正作为罗尔斯所说的“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意义上,“正义原则”在被最终确定之前,似乎以一种道德直觉的形式优先于“原初状态”的设定而作为备选清单中的选项,所谓的推导,是一个在排除其他原则的过程中通过与“原初状态”的彼此磨合,完善着“正义原则”具体表述的过程。在可行性上,“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在于为正义社会建构提供了美好愿景,在于其制度化中的优越性和现实价值,而不在于其能够如同理论设定那样严格意义的被一致选择。“正义原则”如果作为一致同意的唯一原则是难以实现的,它所依靠的主观条件和限定场域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理想的可行性维度的“正义感”与“重叠共识”的现实效力也是有待商榷并需要继续接受现实考验的,并且“正义原则”无法作为所有发展阶段的最优选项。如果作为并非绝对唯一的原则,它在制度化维度和当今时代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球正义和我国社会公平发展具有启发价值。然而它又在现实操作中对“适度”的把握存在一定困难,且它忽视了对“生命权利”的强调可谓是一种原则上的缺失,我们尝试着以“命运一致原则”对其作出补充。总之,“正义原则”在制度化维度上优越性与局限性并存,需要不断发掘其价值,并完善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