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学术性社会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国家管理力度的强弱又影响了学术性社团学术自治水平的发挥。然而社团的发展与国家的管理之间的博弈又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之下,中国的学术性社团很难像西方的某些社团一样,高度独立于国家管理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思考一条适合中国社团发展的路径。中国学术性社团的发展曲线与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的波动是大致吻合的,在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之下,学术性社团的属性和功能愈加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需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管理能力。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为例,其对所属的166个学会的管理有着明显的家长式作风,是一种“依附式”的管理模式,涉及法律、主体、党建等方面,这样的结果使得学术性社会团体依附于国家来发展,自身学术的发挥空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缺失。“法团主义”作为源自于西方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理论,在研究中国学术性社团的问题上就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本土化研究,国家与学术性社团之间的关系应该朝着一种相互增权和良性互动的方向演变。目前来看,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为例,其所属社团是对于社联来说是一种“依附式”的被管理状态,与学者最初对于学术自治的追求还存在一定的出入,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国家对于学术性社团的管理应该借助法团主义的路径由“依附式”管理走向“枢纽式”管理模式,国家应该适当放权,建立一个枢纽组织,或者明确上海市社联的枢纽作用,来沟通国家与学术性社会团体,充分给予学术性社会团体发挥其学术作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作用,充分发挥上海市社联的枢纽作用,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构建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发展路径,由一种“国家法团主义”走向一种“社会法团主义”,使得学术性社团能够顺利地扎根本土,扩大国家与学术性社会团体之间的交往弹性空间,提高学术性社团的学术自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