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中,沈从文一直以京派的代表面目出现,但是不管在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上,他与海派同样有着复杂又明显的联系,比如对于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关于欲望的个人表达以及由此产生的二者作品中隐藏的历史观念和面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心态等。本文将以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背景为依托、以革命文学为参照、以“现代性”理论为借鉴,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上述由家国情怀产生的各方面展开论述。对沈从文与海派的家国情怀的分析将成为对二者以往研究的重要补充,并且有可能对以往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格局产生修正作用。文章分三部分:第一章:文学趣味辨析。沈从文一向被视为远离政治、主张艺术独立的代表作家,海派至今也没有脱掉“商业竞卖”和低级趣味的帽子,似乎他们与社会和人生并没有什么紧密联系。其实不然,二者并非身处时代潮流之外的旁观者,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家国的前途同样关心。他们的文学趣味并不是凌空蹈虚和声色犬马,他们与革命作家一样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传统。本章分两节,即:政治、社会的功利诉求和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思。第二章:审美心态考察。基于家国情怀,面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潮流冲击下的中国,沈从文与海派和当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产生了复杂的内心波动。他们一方面怨愤祖国的积弱成疾,一方面又羡慕发达资本主义列强的高度文明,从而产生了爱恨交织的家国情结;在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中,内心升起的是被排拒于现代文明之外的零余感受;最后只有在时间的长河里,通过回忆寻求永恒存在的人生价值。第三章:爱欲书写解读。同样是出自对于民族发展前景的忧虑,沈从文与海派作家也思考着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而且,他们得出的结果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更深了一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手段是暴力、是革命。这个观点固然没错,但是暴力、革命又是缘何而起?仅仅是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满吗?或许可以加上民主、平等的精神追求?这些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沈从文和海派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另一个重要因素——爱欲,这也是现代历史观的一种典型代表。这一动因不是外部大环境,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本身的欲望形成的集合体,这是沈、海创作中隐现的福柯式的爱欲史观。这种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亦有承继,比如苏童、阎连科等人。不过出于不同的心性与艺术修养,沈从文与海派在爱欲的表现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隐晦(当然也仅限于他的部分作品中)、后者显豁。通过上述三章的分析,我们最终会发现,同处于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战争环境中的沈从文与海派其实和当时的左翼(或者推而广之到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革命作家)所关心的课题是属于同一范畴的。面对民族危亡、文明濒绝,二者同样纠心于国家生存大计、历史发展走向,心理也同样受着极大的震撼。据此我们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沈、海并不是偏安一隅,而是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思考着家国天下的大问题,只不过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所谓的主流意识有些差异而已。他们的意识没有边缘化,所以他们的文学足迹理应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脉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