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拘禁类型的案件,对非法拘禁行为能否行使正当防卫是很难认定的。因为非法拘禁往往伴随的并非对抗性的行为,推搡、辱骂、轻微的暴力是其常见的伴随行为,甚至有的案件可能没有任何行为上的侵害。正是由于防卫人的权益受到的不法侵害较低,侵害的紧迫性不高,被非法拘禁的防卫人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只能进行适度的反击,其反击还必须是适度的、克制的。非法拘禁具有其独特性,上述于要求并未进行考量。一方面,非法拘禁是个持续的过程,其对被拘禁人的内心是一种呈现压制的状态;另一方面,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其非对抗性的侵害行为可能会演变成更为暴力的侵害行为。处在非法拘禁下的受害人,其实往往出于保护自己的意思,并无伤害他人的故意。与此同时,被拘禁人处于紧迫状态,对于防卫的适当性显然是很难把握的,这主要是取决于被拘禁人所处的状态。这就导致了主观上很难判断被拘禁人,即防卫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或者是以外原因造成的损害结果。而刑法显然更重视结果,再加上在司法实务上,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进行限缩解释,以及机械的解读法条,导致非法拘禁状态下的正当防卫,正当防卫通常会被认为是防卫的过当行为,而防卫的过当行为则被认定为故意犯罪行为。带有防卫因素的行为经常性的被认为是故意犯罪,但往往会考虑被告人本身处在的地位,所以会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在现实的生活中,一旦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法院一般会当作故意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以此来平复案件中的受害方,从社会效果上来看法院的确是实现了定纷止争,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律赋予的防卫权限受到了破坏。在法律实务中,传销过程中的非法拘禁,对债务人的非法拘禁,以及为了拐卖而对妇女、儿童进行的非法拘禁是非暴力性的不法侵害的典型行为。以此来看这种非典型的暴力犯罪与其他暴力性犯罪相比,暴力程度肯定远远不及。所以对于非典型的暴力犯罪的防卫的反击程度大于侵害行为的暴力程度,由此形成反差。通过大量的资料案例,分析具体的案件,进行总结发现:第一,单纯的拘禁状态下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的不在少数,这说明单纯的非法拘禁状态是可以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即侵害行为可以是非法拘禁状态;第二,非法拘禁行为使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都处在危险当中,防卫时间节点化问题使得公众不清楚自己何时能够实施正当防卫,从而使得正当防卫制度流于形式。而采用整体性思维进行判断能够及时有效的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同时也能解决防卫人不清楚何时能够防卫的问题;第三,防卫“紧迫性”的问题中,非法拘禁案件是否具有“紧迫性”各个法院对这判断标准不一,但最终能认定的少之又少,主要是因为认定标准过于严厉。综合判断分析,认为认定“紧迫性”时不能过于呆板,未来侵害也是存在“紧迫性”的,同时也不能做孤立的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受中国古代观念和法益衡量说的影响,在非法拘禁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出现了大量唯结果论的判决,这种判决偏离了正当防卫最基础的判断要件,以致妨碍了正当防卫理论的正常适用,提出综合行为与结果的多方考量。正当防卫制度的价值理念在于鼓励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私力救济行为,也蕴含着个人权利保护与国家秩序维护的动态平衡关系,但是司法实务对于非法拘禁中正当防卫认定呈现过于保守,过度强调结果的规律现象,这与维稳优先的司法实务思维惯性、以及正当防卫立法亟待进一步精细化分不开。在司法实务中,应当重视非法拘禁中正当防卫认定,否则可能出现对人身自由权利的严重忽视使得正当防卫的制度价值流于形式。综上所述,认为支持非法拘禁中正当防卫是完全可取且能够被鼓励适用的。通过对司法实务中持续危险状态下非法拘禁类型的犯罪与正当防卫问题进行分析,明确不法侵害的范围,明确正在进行的定义,所以在正当防卫的场合不能只考虑对侵害行为人的死伤,以及是否造成其他后果,以求增强司法实务中正当防卫认定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