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而制定的法律,其对可能出现垄断、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必要的规制,但是针对那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升企业效率、明显推动技术进步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反垄断法不予以禁止,即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豁免。世界各国在将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作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同时,也基于产业政策、行业特点、效率收益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规定了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体现了对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利益平衡。但是,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我国在《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豁免实体标准方面,对于如何确定对竞争的有利影响大于不利影响、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等豁免规定过于笼统、增加了适用豁免制度的难度。其次,经营者集中豁免程序方面包括经营者集中豁免审查程序、信息公开程序、豁免监督程序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不利于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此外,由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不统一,存在交叉执法、执法标准不一致等缺陷,造成我国反垄断执法效率不高的局面,影响了执法机构在作出经营者集中豁免决定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因此需要对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在《反垄断法》中须明确经营者集中豁免实体标准,包括明确规定效率抗辩、破产企业抗辩、潜在的市场进入、买方力量等标准,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典型列举以及设置兜底条款,以提供确切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保障一定的规范弹性;并健全经营者集中豁免程序、完善执法机构设置等,以促进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完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