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热议和关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农业大国,淳朴的中国人民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占世界耕地资源8.6%的土地上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2.28亿,这意味着占世界75%的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让中国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目前全国贫困人口己经下降到两三千万人,为世界脱贫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成果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国家支援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的决心和财政、金融、制度等优惠政策举措。就重庆而言,自直辖以来,重庆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收入水平也逐年增加,公共财政支持“三农”发展的投入不断翻新,农业生产结构日渐优化,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模式深入人心,园区农业、特色农业、精品农业正在全面打造,重庆各区县政府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乘着各项农业优惠政策的出台实施,基本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新型农业发展新格局己经基本成型,这对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和效益,提速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切也都得益于支农政策的倾斜以及公共财政的强力推动。这种公共财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导向作用,集中了更多的财力,支持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援着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支撑着农业科技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二是乘数效应,“三农”发展不仅能够体现其经济效益,更发挥着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功能,因此多数支农投入具有很大的公共性,财政支农的政策和资金倾斜,自然会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流入“三农”领域,最终实现个人、企业、社会三方共赢；三是发动器作用,农业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单凭自身的积累和发展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必要凭借外界的力量介入,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发挥其发动机的作用,确保“三农”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虽然重庆市“三农”问题正在一步步地给予解决,目前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基于薄弱的农业经济基础以及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加上重庆一直都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占比较大的城市,而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比较差,相比于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比较平缓,且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距越拉越大,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正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长此以往,这必将会影响到农业的基础地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更影响到重庆和谐社会的构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及全面小康目标的早日实现。为了更好的研究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本文主要以财政支农中口径下的支出项目为研究对象,以“三农”发展的政策和现状为出发点,在阐述财政支农支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重庆市市情以及重庆财政支农和农民收入发展现状,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并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之间呈现的长期均衡关系。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讨重庆市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限,财政支农总额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较低,对农业的支持不能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相匹配,限制了“三农”发展速度和进程；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支农资金分配不科学,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及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和带动力；农业科技贡献率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和效力,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认可度和应用性较差。最后提出高效可行的推动农民增收的财政支农支出新策略,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利用率以及对农民增收的推动力,即：持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水平,扩大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促使财政支农支出比例与农业经济贡献度相匹配；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不断强化农民素质,加大农民专业技能水平,增强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度和熟练度,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拓宽农民脱贫增收的渠道,增强农民维持基本生活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