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处于近代社会变革早期,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根深蒂固,而在个体婚姻生活中,传统社会所旌表的“三从四德”实际已经开始和大众生活疏离,因为婚姻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屡屡见诸报端,上海成为今人研究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婚姻规范重构的良好窗口。晚清四十年间（1872-1911）的《申报》报道的婚姻纠纷事件文本构成了近代早期上海婚姻变迁的舆论场,结合质性研究扎根理论与量化研究相关分析法,对事件当事人身份、婚姻状况、冲突事由、矛盾处理策略、法官审判倾向、社会态度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案例当事人行动和言论来体察这一时期普通个体的思维观念和行动策略,从中阐释社会变革中普通人行动与社会规范的关系以及新风俗与旧伦理的纠葛,发掘解读近代社会婚姻变革的新范畴。晚清上海婚姻缔结和社会婚姻合法性认同观念已发生转变,传统“从一而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观念已和实际不符。婚姻形态突破传统婚姻规范,传统伦理斥之为“苟合”的特殊事实婚姻——姘居婚姻成为社会下层普遍接受的婚姻形式。晚清社会婚姻冲突多发且类型多样,表面是婚姻内部经济、生活关系的冲突,实质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婚姻伦理有着固有的失衡错位问题,这些现象昭示着社会大众转变了视夫妻为固定身份关系的传统观念,转而从交换契约关系角度认识夫妻关系。虽然晚清上海民众对婚姻和夫妻身份关系的认知发生变化,但受制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婚姻规范,合法离异途径狭窄,个人的离异诉求却难以通过正当途径实现,不得已采取游离于社会规范之外特殊策略来实现目的,呈现出以非法手段实现离异“合法化”的错位现象。社会婚姻变化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清末立法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四十年社会婚姻规范变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