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央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的负相关联系已在工业化国家的范围内得到许多研究。这篇论文实证性地研究了央行独立性对于中国和欧元成员国的价格稳定作用。基于现有的中国和欧元区统计数据,此研究反映尽管中国有较低的央行独立性,其对通胀率的影响不明显。国内较高的通胀波动可能部分由于中国央行较低的独立性,但也存在其他的可能因素。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通胀的程度,此研究考虑‘人均收入增长’和‘快速经济发展’的变量。由于这十几年来中国经历着令人属目的收入增长和由此而来的职工的收入快速提高,所以通胀的压力可以被此部分抵消而不那么严重。另外,在所有快速经济发展国家里中国的通胀率是最低的,这再次有理由缓和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同时,论文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做出分析,并且指出由于收入不平衡会导致通胀压力集中在特定人群上因此收入不平衡的问题比通胀本身更值得关注。总的来讲,文章对央行独立性抱有两面性看法。一方而,央行独立性不是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也许它仅起了小部分作用。文章给出一些其它可能引起价格上涨的原因。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提高央行独立性对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有着必要性。因此文章介绍了央行独立性的决定因素。从文章背景来看,到2011年04月为止的六个月内中国已经连续提升了四次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这引起了全世界对此的关注。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其进口贸易对于亚洲经济的恢复至关重要,所以中国的紧缩政策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而这使得全世界关注着中国的举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自主决策有限,一些分析人员声称如果要有效地执行通胀目标化就必须提高央行独立性。此外,除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执行冲销的困难性和供给冲击等等因素,央行独立性本身也会对通胀起部分影响。尽管海外遍布着对中国通胀的担忧,根据2010年底的一份报告本地职工却对商业前景充满乐观。这份报告宣称职工盼望2011年的工资增长达到13%,比2010年的12%的增长更高。即使考虑通胀职工仍然有8%的实际工资增长。由此可见,职工可以获得更多货币并继续购买食物和家庭用品而不会很大地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要接受以上逻辑有一点必须保证,那就是收入分配的平均。但是自从1997年劳动市场改革以来中国一直受到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困扰。收入分配不平均即存在于各个地区间也存在于不同行业间。基尼系数-这个经济学家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数,从1980年的30恶化到2010年的47。因此对于那些低收入的特定人群抵抗价格上升特别是食物方面的价格上升是很困难的。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保证公平的收入分配并且将之设为下一个五年计划。从论文的目的来看,由于中国目前发展模式具有特殊性,无法从工业发达国家中找到匹配的参考经验,因此对央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的研究应该也放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来进行。同时应该考虑到更多经济变量来全面理解研究问题。一般来讲,此文章试图解释以下几点：1)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央行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操作上的区别；2)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央行在央行独立性上差别多大?这个差别对于近十年来通货膨胀的作用如何?3)在考虑收入快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后,中国近来的通胀是否真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平均和通货膨胀哪个值得关注?4)什么是最近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自主的央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长期性作用?对于这些方面,论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实证性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中国统计局等权威性网站。通过系统性处理和计算试图用表格和图型来解释问题。论文研究具有以下几点贡献：1)多数对于央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的文章都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并且采用90年代以前的数据。本文试图弥补这个空缺而在分析模型中添加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而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央行独立性的作用。另外,在1998年欧洲央行成立(执行事务在于1999年),而在此之前的文章所使用的数据不能反映欧洲央行对于欧元成员国通胀率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收集最新数据来解释欧洲央行上任后的情况。2)以前的文章的一个通常的做法是仅衡量通胀不考虑收入增长,但这无法全面分析通胀的严重性。本文结合收入增长来讨论通货膨胀,对在中国和欧元区内这些方面的数据给予解释。同时本文在快速发展的‘金砖四国’(BRICs)体系内比较通货膨胀形势。由于快速发展国家通常比工业化国家具有更高的通胀率,因此把中国放在这个具有相似性的体系里分析通胀更有价值。3)论文强调收入分配不平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中国的低收入人群才会受通胀之苦,因为他们收入增长率和工资条件都不足以抵抗价格上升。比较于通货膨胀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更需要关注。这个特点使得在分析中国通胀严重性时不同于其它工业化国家。4)论文指出了最近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尽管低水平的央行独立性可能对中国价格稳定性有影响,但相比一些其它因素,如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固定汇率下执行冲销和食品供给冲击,它的决定作用较小。对于通胀可能原因的分析可以作为相关决策官员在解决价格上涨问题时的参考。对中国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框架了解有利于进一步分析两个央行的独立性。文章将从两个央行的发展历史、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角度来比较。首先,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国央行)成立于1948年12月1口,是通过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方合并而设立的。它原本位于河北石家庄,1949年解放后搬迁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是为了符合社会主义的称号而设立的,在当时它是唯一的国有银行。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着中央银行和普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承担着商业存贷业务又执行央行的职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脱离了商业存贷业务唯独执行央行职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执行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督职能。根据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有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其必须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并且在执行前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1998年12月的金融系统改革产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新组织结构,即9个跨省分行设立在相应经济区域加上20个金融监督办公室设立于主要城市。欧洲央行成立于1998年6月德国法兰福特,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其正式替代欧洲货币局。直到1999年1月1日欧元启用欧洲央行才完全执行其职能。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主张是一个中央银行、一个自由贸易区、一种欧洲货币,在那时已经是完成了第三阶段。为了实现使商业贸易更加便捷的共同目标,欧盟采用了欧元这个共同货币。至今欧元已经在27个欧盟国中的17个成员国内流通。其次,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国人民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山行长和一些副行长组成。行长的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行长的任免由国家主席决定,副行长的任免由国务院总理决定。行长和副行长都没有明确的任期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起着咨询作用。其成员包括4名央行成员(行长1名,副行长2名,外汇管理局长1名),8名政府官员(国务院副秘书长1名,发改委副主任1名,财政部副部长1名,统计局局长1名,银监会主席1名,证监会主席1名,保监会主席1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1名),3名来自国企和学术界的代表。货币政策委员按季度开会而其会议意见作为政策决定的附件。欧洲央行是由三个管治机构组成-管理委员会、执行董事会、普通理事会。管理委员会职责在于设立行动指南,决策有关持续欧元系统的任务,制定关于欧元区的利率和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管理委员会由执行董事会的6个成员和欧元区成员国的各国央行行长组成。执行董事会负责执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筹划管理委员会的会议,管理欧洲央行的日常事务。执行董事会包括主席、副主席各1名和4名董事会成员,他们的任命都是基于职业上的优秀和银行业的履历。普通理事会负责会议上报告,提供欧洲央行建议,收集统计数据。它的成员包括央行主席,副主席和欧盟27国的各国央行行长。相当于包括了欧元区和非欧元区的所有代表。执行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是8年并不可续任,而各国央行行长任期5到8年。然后,从货币政策目标来看,在1984年到1995年间中国实行的是双重货币政策目标,即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持价格稳定。这被认为同传统的计划经济相匹配。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这个目标显得过时,于是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把目标修改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价值稳定具有优先地位的并且强调货币政策的贡献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相比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欧元系统具有一个明确并支配的单一目标,即是价格稳定。根据条约所述,欧元系统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在没有违法此目标的前提下欧元系统应该支持欧盟的整体经济政策并促进欧盟实现目标。在欧元系统追求目标时必须遵循自由竞争的开发市场经济的原则并促进资源有效分配。由此可见,在条约的目标层次中价格稳定处十支配地位。此外,欧洲央行定义了明确的数量化的标准,即保持消费价格调和指数年同比增长低于2%,但中期接近2%。最后,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手段经历了从直接调控到通过市场间接调控的金融改革。但是直到目前利率的自由化还不彻底。银行批发业务的利率已经全面自由化,零售业务中的贷款利率的顶部和存款利率的底部也已经放开,但是零售业务中的贷款利率的底部和存款利率的顶部仍然存在。同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似,中国人民银行采用以下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来管理流动性。1)经常性融资便利包括a)自动质押融资,银行可以以低于再贴现率的价格从央行获得流动性,目前的日间融资利率为2.97%；b)超额准备金,相当于自动存款措施,银行把超额准备金存入央行并得到利息,此利率已经从2003年的1.62%降到2008年的0.72%。2)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始于1993年,1997年中断后98年5月重新开始,那年正当中国央行开始债券销售,之后又以回购交易取代前者。2002年2月中国央行开始使用国债回购来应付外汇流入,到12月份当其用完国债转而销售央票。公开市场操作每周进行两次或多次。其主要交易系统于1998年开始运行。2005年12月,中国央行开始试用外汇互换。3)存款准备金从80年代中期到1998年3月,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到8%,到1999年11月份跌到6%。2003年和2004年,中国央行分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7%和7.5%。2004年4月中国央行开始使用差别准备金率系统,资本达到某个比例或资产质量低于某个标准的银行必须被要求更高的存款准备金率。2006年准备金率连续被提高3次,至2007年初达到9.5％,直到2010年1月达到16%。4)利率控制自从2004年10月银行贷款利率顶部和存款利率底部被废除,银行依赖于一种机制来保护它们的收益：贷款利率设有底部和存款利率设有顶部。从那时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改变了多次基准利率来应对宏观经济不平衡。最近一次是2011年4月,央行提升存贷款基准利率25个百分点。5)窗口导向尽管1998年贷款计划被取消,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为金融机构召开会议并就贷款增长和金融分配事项提供指导。6)其他行政性手段有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针对于放贷增速过快的银行的强制性央行票据。欧元系统的调控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和定期融资。公开市场操作可被划分为四类：1)主要再融资操作,这是欧元系统中最重要的关键货币政策手段,操作每星期执行其融资时长也是一周;2)长期融资操作,目的在于向银行系统提供长期流动性,融资长达3个月；3)微调操作,其即可提供又可吸收流动性,致力于控制利率去除意味流动性波动；4)结构性操作,主要用于调节欧元系统关于银行体系的结构流动性地位。定期融资包括两类方法,通过对这两类方法的控制,欧洲央行设立了利率通道,货币市场隔夜利率在其中震荡。这两类方法是：1)不足调节融资,央行为金融机构提供具有抵押的隔夜贷款,由于其利率比其他融资高所以通常被作为最后寻求资金的方法；2)存款工作,向银行提供隔夜存款于央行的方式,由于其存款利率较低银行仅在无其他资金利用用途时存入央行。此外,欧洲央行也利用存款准备金工具要求金融机构在各国央行里存入资金,以此来稳定货币市场利率。综上所述,对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央行的对比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两者在组织机构和货币政策目标上存在明显区别,而这可以解释两个央行的独立性差别。比如,央行行长的任命和任期的不同决定了两个央行的政治独立性的不同,而货币政策的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价格稳定在目标排列中排名位置的不同。其二,经历经济改革后的中国采用了欧元系统下相似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也因此能有效调控经济和对抗通胀。中央银行和价格稳定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1)不考虑人均收入因素2)考虑人均收入因素。在不考虑人均收入时,文章首先分析了在8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范围内,以前的学者(Vittorio Grilli, Guido Tabellini 1991, Lawrence H. Summers 1993)所做的研究。他们为了衡量央行独立性而采用两个维度：政治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前者代表央行选择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其决定因素包括央行成员的任命、央行同政府的关系、央行的正式程度。后者代表央行选择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工具的能力,其决定因素包括政府对其向央行借款的影响、在央行控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并非正相关,从实证数据中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如荷兰、德国、瑞十、美国、加拿大享有较高的政治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而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则两个独立性都较低,其它国家就呈现一高一低的状态,如意大利有较高政治独立性但经济独立性不够,而法国、比利时则恰恰相反,反映出高经济独立性和低政治独立性。再通过对两个独立性记分并累加可以得到各国的GMT系数(反映其央行独立程度),结合1980年到1989年的各国通胀数据,回归出一条趋势线反映央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8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内,中央行独立性和通胀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联系。接着文章把研究扩展到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央行之间的近十年数据分析。首先,比较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这里的难点在于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国家央行而欧洲央行属于多国的央行,要比较两者的独立程度只能从三个变量上去衡量：1)人事独立性,即央行成员的任免2)金融独立性,即央行和政府的财务分离3)职能独立性,即央行设立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此外,按照三个变量制定评分标准,并且按照此标准对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打分。结果证明欧洲央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独立性优于中国人民银行,两者在总分上相差很大。最后,作者使用1999年到2010年中国通胀率和欧元地区的平均通胀率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如下：一方面,中国的通胀情况显示出比欧元区更大的起伏。自2009年起的新一波通胀很有可能会超过2008年的5.8%的峰值,这会对经济环境制造麻烦。另一方面来看,央行独立性对通胀的作用在中国不是很明显。尽管中国通胀有波动但其多数源于外部冲击,比如1999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中国经济处于谷底,通胀率是负数-1.4%。对于2008年的峰值5.9%和最近的价格攀升也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固定汇率下执行冲销等等。于是人们只能假定央行独立性部分对价格稳定起作用。另外,欧元地区的稳定经济环境也被解释为工业化国家把制作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因为这样使得工业化国家保持较低生产成本,于是避免了通货膨胀。可见,央行独立性对中国通胀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考虑人均收入时,研究主要致力于回答中国的通胀情况是否真如它看起来那么糟糕。首先,文章分析中国的工资增长情况。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工资增长率处于世界之最,根据官方报道,中国城市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比1978年增加了6倍。过去十年时间,其增速达到顶峰。中国收入结构的改变是由于一些重大变革引起。1992年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此前计划经济下大多数的工作都由政府分配,工人在国企和集体制企业中永不失业(大锅饭),人们也很难在此制度下换工作。变革后的雇佣系统更加灵活,企业有权设定工资和决定雇佣合同,而工人也有换工作的自由。1997年政府发起了有一个城市劳动市场的改革(下岗),其致力于纠正国企的低效率,并连续四年(1997-20000)辞退了四分之一的国企员上。而对私企和其它所有制企业的鼓励引起了非国有部门的雇佣人数上升。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接踵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剧增从而改变中国工资结构。统计数据给出1996年到2009年在国企、城市合作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合资企业、外资或股份制企业)内的平均月工资。在90年代其他所有制企业工资最高,这个时期人才从国企和集体制企业流向外资,合资企业。但是1997年后国企显示惊人的工资增长,位于2005年国企平均工资超过另外两个部门。其次,欧洲国家显示出工资趋同化。在欧元系统出现前,欧洲各国为了使用统一货币把价格稳定和经济趋同化作为关键要求,这使得欧元区内出现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的稳定发展。在欧元系统出现后,各国的工资发展要符合欧洲整体宏观经济框架要求和各国自己的特殊要求。每个国家要实现两个口标：1)总体上,各国要使其名义工资发展符合价格稳定的要求。因为某国的名义工资过于增长会导致欧元区的整体通胀风险。2)个体上,各国要保持结构性竞争优势。因此,即使其工资增长不会引起整体区域通胀,个体国家也会由于相对单位劳动成本提高而降低共竞争力。统计数据显示了1996年到2009年欧洲部分国家和中国的平均月工资和工资增长率。可以发现,尽管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近年来显示出较高的增长率,但同中国相比他们的工资增长率落后很多。最后,文章分别把中国和欧元区内的通胀率和工资增长率放在一起考察,数据显示在1999年到2009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几乎比通胀率高10%,而欧元区的工资增长率与通胀率接近。因此可以总结如下：尽管中国近十年遭受较高通胀,但人们同时享有更高的收入增长。所以价格提升的压力被抵消了,或者说,通胀并非那么严重。随后,论文在快递发展国家BRICs体系中讨论中国通胀的程度。由于BRICs都相似地面临通胀问题并且采取相似的应对工具,所以把中国放在这个系统中考察更合理。BRICs面临较高通胀率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国内农业和能源供给冲击,由于发展中国家食品和能源占消费额比例普遍较高,而农产品受气候影响价格波动较大,大宗商品如能源的价格也上升较快,所以推高了通货膨胀。其二,快速发展国家为了控制汇率在一定范围就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交易买入美元来避免本币升值,这相当于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激发通货膨胀。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在快速发展国家中通胀率最低,因此从中国属于快速发展国家之一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胀略高是其正常表现,不必要过于担心。前面文章声称中国由于高速收入增长可以抵消通胀的压力,这个推论仅在收入分配平均的前提下成立,可是中国向来存在收入不平衡的问题。首先,引起收入分配不均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对于每个职工来说,1997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造成了就业地位和收入的变化。国企改革结果是部分员工留下来享有工资增长而部分员工离开后转到其他部门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2)全球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全球化进程和改革开放政策使城市地区的收益比农村更多。统计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收入不均的贡献为将近20%,尽管其对中国经济起促进作用,但几乎都是有助于沿海地区发展。3)产业集聚；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期间,产业向沿海地区流动。然而劳动力市场具有间隔性,政府设法保护城市当地居民而使外来人员面临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一系列不平等待遇。这造成了区域内收入不平衡。4)价格机制和非价格机制;价格机制决定了个人收入,人力资本的回报逐步提高。由于个人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导致人们收入不同。同时,非价格机制如社会关系(人际网络)、政治资本(是否党员)等也加大收入差异。然后,文章提出通胀只是对中国的贫穷人群形成冲击。原因是富人通常比穷人能在通胀中保护自己甚至得益。比如,富人更可能拥有能对冲通胀的金融产品而穷人的资产组合中存款占大比例。并且穷人所依靠的养老金、政府资助等都无法随通胀而调节。研究中把中国24个省份分为3个地区：沿海、中部、西部。再把各个地区中按照不同部门划分国企、集体制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最后统计显示中西部地区收入比沿海低30%,而且各地区内部不同部门也存在很大收入差距。由此可见,中西部中职工或者集体制企业中员工所到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大,更不用说那些失业人员。最后,文章建议一些消除收入分配不均的措施。1)发展农村地区的政策；比如,2004年到2009年间的6个国务院一号文件就致力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2)取消教育不公平；教育不公平是收入不公平的基础,所以要大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3)鼓励农民工向城市迁移；既可以减轻农村多余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农民工的城市收入返回农村来部分抵消城乡收入差距。而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以便利农民工的迁移。论文考察了近年来的通胀案例,自从2009年下半年CPI指数回升后,2010年初通胀率达到3%接着到2011年3月达到5.4％,央行对此连续四次提高准备金率。尽管央行独立性可能起一部分作用,但更可能是一些其他原因：1)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根据员工以其边际劳动产出支付报酬,并且一国之内不同部门的名义工资由于劳动力流动而趋向平等的假设。得到等式如下：MPL(n)*P(n)=MPL(t)*P(t),(其中n是非贸易产品,t是贸易产品)：考虑到汇率后,等式改为：MPL(n)*P(n)=MPL(t)*Pe(t)*ER,(其中ER是每单位外币兑换成本国货币的汇率)；由于非贸易产品如服务的生产率各国相似,所以等式中MPL(n)和Pe(t)被视为不变；于是如果贸易产品的生产率MPL(t)提高(这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只有通过汇率升值或非贸易产品涨价来保持均衡。而中国目前汇率盯着美元,所以其贸易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总体上通胀。2)固定汇率下执行冲销;自从2001年起出口和投机资本使外币大量流入,由于中国需要维持汇率所以必须购入外币以避免RMB升值。但央行不得不投入更多货币来执行购入,相当于扩大货币供给并引发通胀。因此央行必须进行冲销：提高准备金率,或者公开市场操作-如发行央票。但是冲销需要成本,一方面,央票需要支付利率而央行用外汇购入的国外资产回报率较低,所以冲销越大亏损越大；另一方面,持续的低汇率使贸易顺差更大,出口部门的高收益和高工资溢出到其他部门,从而形成通胀。3)供给冲击和本国需求；食品价格在最近的通胀中特别明显,短期来看食品供给的冲击对通胀有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其耕地和农业总产量去却因城市化而逐年下降。农业产出、畜禽类、渔业的增长不能跟上国内需求,由此导致食品价格上升。论文在最后部分提出央行独立性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尽管其对中国通胀的作用不明显。首先,文章讨论提高央行独立性的原因有：1)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的央行能使其货币政策可信而引导市场期望集中于央行信号。2)为发展建立良好经济环境；早期学者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近向因素和基本因素；而其中基本因素回答了一个国家如何收集生产要素,投资于知识生产；这牵涉到机构如何组织经济活动,而央行就属于此类机构,一个具有良好的治理、合理激励结构的央行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后,文章讨论了央行独立性的决定因素,它们包括：就业驱动的通胀偏好越大央行独立性越大；政府债务越大央行独立性越大；对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多边贷款依赖越大央行独立性越大；贸易国或者竞争对手国的央行独立性越大本国央行独立性越大；金融市场规模越大央行独立性越大;大众越对通胀反感央行独立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