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社会的深刻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全球性大国身份愈加显著,与之俱来的是中国外交所需肩负的更多责任与使命。在形势的催促之下,中国外交理念不断自我创新,而“命运共同体”正是此次创新浪潮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命运共同体”首次提出是在2011年,其内涵于十八大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和细化。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深入阐释了这一外交理念,并向世界各国发出了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国内现实所缜密思考与深刻总结的产物。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各国在全球化的洗礼下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不过也共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从国内大背景来看,中国崛起选择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任何外交新理念的出炉都不会偏离于这条道路。本文试图在建构主义视野下对“命运共同体”进行研究,将“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文化。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对“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研究还较为缺乏,同时也很少有学者能利用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对“命运共同体”展开学理研究。目前并无国外学者对“命运共同体”进行直接研究,不过受社会学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这对本文采用建构主义范式进行“命运共同体”研究有很大启示。国际政治中的不同文化是建构主义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文化或观念是建构主义的理论硬核。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居于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之上,单位文化即是私有知识,体系文化即是共有知识,单位文化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体系文化。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由中国所提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文化。另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由中国所倡导,它的基本内涵面向国际社会的不同问题领域,目标是成为一种体系文化。因此,“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文化,是建构中的社会事实。“命运共同体”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化,它已经开始脱离单位文化并向体系文化转变,因此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在性,可以产生社会建构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施动者与结构是互构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化与行为体之间能互相建构。文化对行为体的建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因此“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使国家之间建立起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除此之外,当前的“命运共同体”并未达到其最终的及理想的文化状态,暂时只基本满足“安全共同体”的第二层级标准,不过随着中国作为核心国家的持续推动以及国家间集体身份的逐渐树立,“命运共同体”也可以起到建构最高层级“安全共同体”的积极作用。出于国际关系现实的考虑,“命运共同体”能否被其他国家所共同接受与内化仍将面临着一些挑战,这需要超越学理层面进行全面分析。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方面,一是国家之间差异所带来的隔阂,二是国家内部矛盾与国家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困扰,三是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目的对“命运共同体”的主观性压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设计好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建构主义认为,体系文化是国家互动的产物,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型互动。本文在结合当前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设计了三条打造“命运共同体”具体路径,一是分别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二是提倡国际关系领域的协商民主与外交上更具主动,三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重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