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上限或接近上限,如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良性互动已成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科学问题。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质量,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旨在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环境规制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订实施的各项政策与措施的总和,是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和纠正制度失灵的重要手段。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加大,国内外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应用各种理论与方法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环境规制究竟促进还是阻碍区域经济增长,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在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经济发展条件、环境规制强度等方面各不相同。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中国区域层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性及作用机制上,将环境规制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两种情形纳入同一框架内予以阐释,以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现实指导。本文首先对环境污染理论、环境规制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剖析了中国环境污染现状和环境规制强度;其次,基于中国整体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及传导机制;再次,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考察,进而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性提供解释;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中国三大区域层面上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则抑制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间接影响。第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门槛值时,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第三,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这些变量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环境规制通过对技术创新、对外贸易依存度和政府支出规模三个变量的挤出作用间接抑制经济增长。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促进抑或是阻碍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投资水平。因此,保持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投资水平,创新经济发展评价机制,合理选择环保政策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