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通过中韩对比研究来阐述了两国的金融深化过程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提出了适度金融改革方向。各章的摘要为如下： 第一章：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人们才意识到有必要加强金融部门，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E．S．肖（Shaw）和R．I．麦金农（McKinnon）在1973年从不同的角度先后在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进行经验研究的分析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与他们的追随学者一道形成了“M-S学派”。他们也强调为实现金融深化必须采取自由化战略，但早期的金融深化理论比较粗糙和简单。持不同意见的“金融约束”论者指出，M-S学派的讨论就主要集中于“自由化”，政府可以通过创造租金机会来诱使私人金融机构采取一些具有社会效益得行动。针对这种观点，费赖伊（Fry）等拥护“金融自由化”的学者极力主张为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实施金融自由化，强调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条件。麦金农还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次序。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突破了M-S学派早期的“金融深化”理论，其研究成果被称为“第二代或者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两代金融发展理论在研究内容、范围和假设条件、政策含义等方面有很多区别。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学者不仅研究作为“金融体制”组成部分的银行等金融中介体以及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且研究金融体制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尤其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促成了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展。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提供许多宝贵的实践检验。此外，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使用的指标和实证模型非常广泛。 第二章：在中国约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金融资产增长速度相当高。虽然中国实现了金融资产结构的多样化和数量增长，但金融增长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国高的金融深化指标可能说是在金融工具单一、垄断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背景下出现的。正实际利率维持也是金融资产增长的因素之一。但中国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在90年代后半期，中国实际利率正值是从结构性物价水平的下降来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低效率配置下的居民储蓄和不良贷款所引起的相当高的中国金融深化一定有代价，除了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以外，不良贷款问题成为银行体系改革的障碍。实际上，有些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创造租金机会，但在中国租金机会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等，从而维持国有经济部门垄断。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管制政策的负面作用，股票、债券等各种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仍然在初级阶段。比如，与发达国家相比，债券、股票市场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制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金融部门更需要基础性改革。 第三章：在1950～70年代，韩国通过金融压制工具、则低息利率政策和政策性信贷分配，促进投资，减轻企业金融费用，加强企业对外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在70、80年代，韩国的实际利率（存款利率1年期）与经济增长的波动非常吻合。在70、80年代M₂-M₁／GDP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在80年代，韩国的M₃-M₁／GDP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能发现了显著的相关性。韩国通过民间非正式市场的正式市场化发育短期金融市场，但这些短期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是很强。虽然在70、80年代韩国的金融限制政策可能没有严重阻碍经济增长，但是出现了金融限制政策的许多负面效应。因此，在80年代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在80、90年代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开放化当中，韩国还没完全解决许多矛盾。比如，韩国仍维持政府干涉银行经营和政策金融的现象，仍蔓延银行经营的道德风险。因而未能定位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全性、利润性、责任性和透明度的经营模式。韩国在未能确保实物经济的竞争力和金融业的独立性经营能力的状态 下进行急速的金融开放，并在尚未建立有效的金融体制中韩国面临金融危机。 第四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政府介入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效率和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 也可能会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韩两国都在金融管制政策下实现了相当高的金融增长 和经济增长。但这些高增长情况在长期难以维持，因为政府的金融管制政策降低了均衡增长 率、储蓄收益率，增大了均衡存贷款利率差距。在80年代韩国开始金融改革，目前中国也 正在椎进利率市场化、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金融市场开放等基础性改革。从90年代韩国 的金融部门自由化经验来看，适度金融改革方向为：需要谨慎地实行利率自由化，完善对于 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督体系；商业银行恢复原有的真正审查职能，同时引进真正的责任经营体 制；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竟争力，维持金融机构的健全性和盈利性。 总之，“适度”金融压制政策也可以导致了金融增长与经济增长，但可能出现负面效应。 从中韩两国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