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研究基本着力点在于：以新近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为支撑，以中美首脑外交的发展进程为结构框架，以1969—1972中美领导人谈判为研究个案，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解读中美关系解冻的全过程。着重探讨：话语在对抗达22年之久、战场上曾兵戎相见的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的谈判中，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制约作用。 本文将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 双方寻求沟通渠道、开启谈判大门、进行联络的阶段，需要考察的沟通渠道包括：华沙渠道、巴基斯坦渠道、巴黎渠道、纽约渠道等；(2) 沟通渠道开启之后，双方为首脑会晤举行预备性谈判阶段，涉及的谈判包括：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进行的21小时谈话；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近25小时谈话；1972年1月黑格访华时的谈话；(3) 首脑峰会阶段，涉及1972年2月21—27日，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系列谈话；(4) 双方“包装”首脑外交成功的标志——《中美联合公报》阶段，其中涉及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基周五次有关《联合公报》的谈判，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基辛格与乔冠华有关起草《联合公报》的系列谈判。 谈判就是话语的交锋，而话语往往又是观念的反映。事实上，在中美高层领导人会晤时，双方均有强烈的意愿缓和双边关系。那么，双方是如何在谈判中表现出这种意愿，又是如何通过谈判来强化这种意愿的?此项研究充分运用笔者设计并提出的“多维话语分析框架”——借鉴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福柯和德里达有关“话语”的论述，以批判性话语为核心的话语分析框架，对两国领导人的谈判进行解析，着重解读22年来互将对方“妖魔化”的对抗国家，如何运用有效的“话语手段”减少猜忌、建立互信、发展共同利益，并最终取得首脑外交成功的。为此，笔者提出四个理论假设。 假设之一，国际关系研究中“话语”的内涵被扩大，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话语的完整性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