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以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挑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的深入，商业银行资金融通功能的重要性愈发被凸显出来，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内外银行在治理结构、资产质量、产品设计、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等诸多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提高效率也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因此，客观准确的对商业银行效率状况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改进商业银行效率的最优路径，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方法)对A股上市银行的效率状况进行了系统规范的测度，二是利用效率测度结果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较全面的研究了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在方法上坚持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遵循了比较分析的思路。在研究创新方面，本文将DEA量化和多因素回归分析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效率测度的过程中使用了两阶段法，在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坚持了内外因相结合的思路，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客观、全面。　　本文对商业银行效率的测度基于DEA方法，DEA方法是边界效率分析方法的重要分支，其核心思想是首先通过已有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观测值来推测所有投入产出组合的前沿边界，然后再以每个组合和边界之间的距离度量其效率水平。由于该方法克服了传统财务比率分析方法缺乏综合比较口径的缺陷，近年来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具体操作上，本文试图克服传统分析中经济解释性不足的缺陷，将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分解为资金融通和资金运营两个阶段，并分别计算比较了各个子阶段的效率。在模型的使用上，为避免经典DEA模型前沿面上决策单元不可比的问题，本文采取了DEA超效率模型。在分析效率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指标体系，尤其注重了对外部环境因素的控制。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和行业结构，而内部因素则包括银行规模、产权结构、内部管理和经营风格。在模型方法上，本文使用了Tobit模型以避免截断型因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在使用DEA模型进行效率测度后发现，自2007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经历了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这一现象在融资效率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横向比较中，总体效率状况较好的银行有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北京银行，融资效率方面北京银行表现出色，排名一直稳步上升，工商银行则在运营效率上表现稳健。在因素分析方面，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是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主要外部因素，而以所有制衡量的产权结构、以代理成本衡量的内部管理水平、以存贷比衡量的经营风格则是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主要内部因素。通过对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进行效率比对分析得出，对股份制银行而言，纯技术无效是导致DEA无效的主要因素，而对四大国有银行而言，规模无效是导致DEA无效的主要因素;整体上股份制银行的效率要优于四大国有银行，但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资金融通阶段;而在资金运营阶段，四大国有银行因其垄断资源及国家信用而具有效率优势。研究还发现尽管DEA模型显示了规模无效是导致技术无效的重要原因，但计量分析不能证明规模与银行效率有偏相关关系，因此推断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有可能是通过其他内生因素导致的。在产权结构方面也存在着类似情况。　　本文在最后部分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改进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出了建议。首先，提高商业银行效率应以完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为目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实施“股权多元化”战略，但与此同时也应注重产权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不能为“多元”而“多元”，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要把产权改革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其次，提高商业银行效率需规范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较多，人员机构冗余较大，在内部管理上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提高商业银行效率需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给银行业带来惨痛损失，也在银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给人们以巨大启示，我国商业银行应以史为鉴，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防护体系和行之有效的预警及应急机制，避免业务规模的过度扩张而导致业务质量下降，同时防范因货币政策紧缩而带来的流动性困境。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分析样本不足、在效率测度上未使用SFA等其他模型进行结果比对，而单一DEA方法存在包含随机误差，无法进行显著性检验等问题，影响了结果的精确性;二是在划分商业银行运营阶段的过程中未考虑子阶段之间的相关性，尽管计算上更为方便，却会导致一定的计算偏误，可能会产生类似于两个子阶段有效而系统无效、两个子阶段无效系统有效的费解结论;三是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上的问题，不考虑数据问题，使用面板模型、剔除环境因素的四阶段法以及对称修剪的最小二乘回归可能都有助于改进分析结果。以上缺陷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