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界研究极其薄弱的唐末五代乱世文学作整体性研究。首先论证这百年乱世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及其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独特艺术价值和重大的文学史意义；其次从乱世文人的命运、生存方式、悲剧意识以及人生价值观几方面对乱世文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揭示出乱世文学独特性的主体根源；最后全面探讨了乱世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新变走向。其中第一章论述唐末诗歌的艺术创造及唐末诗人的创新精神，发前人之所未发，揭示唐末诗歌的文学史意义也比较新颖。第二章的精华是通过大量史料的钩稽，对于唐末文人独特的科举命运和科举心态作出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探析，从而找出打开唐末五代诗歌大门的钥匙。第三章分析了唐末诸子并出、思想自由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深入挖掘了乱世文人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与消解方式。通过对悲剧意识的文艺转化的分析，揭开了唐末五代文艺时代特征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唐末五代乱世文人人生价值观的分析，揭开了当时诗坛风貌尤其是苦吟诗风的成因，以及五代诗歌总体成就不高的原因。第四章首次揭示了唐末五代的一种文学现象——“普遍苦吟现象”，认为苦吟不仅是中晚唐诗人的一种自觉艰苦的创作追求，而且是一种审美鉴赏的方式；孟郊和刘禹锡，分别代表了中唐以后两种不同的苦吟观念，到了唐末五代，两种苦吟观趋于合一，“苦吟”已成为绝大部分诗人的一种精神寄托等，并探讨了普遍苦吟现象的文化根源。本章的精华部分是，通过发掘一些新的诗学史料，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晚唐体”作出了新的解释，厘清了人们对“晚唐体”及相关的唐诗分期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晚唐体”是宋人对唐末诗歌时代风格的特有称呼，至元初方回将其用作纯粹的泛风格术语，完全淡化它的时间内涵，于是贾岛、姚合、许浑、九僧、四灵都成了“晚唐”，还论证了“晚唐体”对宋代诗词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五章通过考察唐末诗坛对温李二人的不同取舍，揭示了唐末五代文坛的雅俗走向，论证出温庭筠诗歌对唐末诗坛的影响和沾溉要远远大于李商隐这一新颖的结论。通过提出《花间集序》主旨是提倡雅词、崇雅黜俗这一全新的观点，厘清了一些误解，化解了一场学术论争，并认为在晚唐五代由雅入俗的文化大势中，文人曲子词有化俗为雅的趋势和规律。通过考察中晚唐诗词关系来看曲子词的演变规律，避免了就词论词可能带来的片面性，认为曲子词之所以走上艳情化道路主要是因为中晚唐艳情诗发展兴盛的影响，艳情歌诗的兴盛使得诗词从内容风格到传唱完全走向一体化。通过对唐末词坛的具体考察，认为唐末词坛不仅不是词史的断层，反而是有唐一代曲子词最为繁荣的阶段，并认为诗词分工、“诗庄词媚”的观念定型于五代初期，而不是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