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复仇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和亲情义务被肯定甚至提倡。但随着国家作用的扩大、地缘政治的加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司法层面上采取的国家主义立场，国家施行的以维护统治为目的的法律控制也逐渐加强。复仇，这一原始社会就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情法并立，互为轻重，相互避让的法制路线。诸多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尤以“移乡避仇制”最为显著。当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期以上亲属，为执行赦令，又防止仇杀，法律强制杀人者不得再回到故乡居住，而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通过这种方式，造成仇恨双方空间上的距离，一来可以淡化被害人家的复仇，二来也为复仇造成一定难度。在封建法律既重情又顾法的大原则之下，这样的制度安排不能不说是一种的实际可行的良苦用心。本文旨在通过对古代“移乡避仇制”来龙去脉的分析和议论，考察其历史源流，阐发其合理内核，并尝试古为今用。力求从司法实际出发，将该项制度植入刑法的规定当中，以期深入分析此制度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