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平台,深入参与全球化价值链生产环节,尤其在制造业领域,这一过程表现更明显。然而,我国制造行业高耗能低效率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迫使其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佷容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行为的环境污染效应意义重大。本文从表征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外包强度”入手,基于整合的我国制造业15大类行业以及分行业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固定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就外包强度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作用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本文以传统的环境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理论依据,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的环境效应也从这三个效应进行分析。其次,考虑到我国承接外包的企业主要是外资企业且这些外资企业承接的外包业务受到不断增强的国内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环境规制水平将会对外包作用于环境污染的三个效应路径产生影响的两个假设。然后,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15大类行业以及分行业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模型来检验上述假设是否符合经验数据规律。最后,对门槛回归得到的门槛值划分的不同区间内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FDI)门槛变量对整体行业承接外包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规模以及结构效应的影响不显著,对技术效应有显著影响:外包通过技术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影响程度随FDI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2)环境规制门槛变量对整体行业承接外包的环境污染效应有显著影响:外包通过规模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增强呈U型曲线特征。外包通过结构以及技术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作用效果均表现出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3)FDI以及环境规制对分行业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承接外包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外包的规模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随着FDI的不断增强呈N型曲线特征,外包的结构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影响程度随FDI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承接外包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的影响方向为正,且外包的规模效应会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而提高行业的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速。其它效应路径与整体行业相类似。(4)FDI以及环境规制对分行业中的清洁型行业承接外包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得到的启示有:(1)当地政府出于国家和行业的长远发展,应当鼓励制造业行业尤其是污染密集型行业引进清洁型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来加快行业的产业结构向清洁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高行业资源利用率,进而改善环境质量。(2)国家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需结合行业发展水平、污染排放程度及行业属性多方面的现实情况,选择较灵活的环境规制工具,并将环境规制设定在有助于实现行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