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风云激荡,阶级矛盾的内忧未平,民族矛盾的外患又起,苍茫大地上交织着纷飞的战火,新知与旧学的文坛也暗潮涌动。薛福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他非但没有被动荡的时局所击垮,反而扼住时代的喉咙,在乱世中大展身手。为延缓清朝的衰亡贡献了毕生的心血,鼓舞了新生的力量,成为一代颇负盛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薛福成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并不逊色于政坛,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丰赡。他的文学创作既有继承性又有其独创性。作文的整体思路上继承了“桐城”文法的要义:在“义理”方面坚持“文者,道德之钥”,强调文章的思想性以恪守礼仪为标准;在“考据”方面坚持材料的真实,内容的完备;在“辞章”方面要求博雅平实,富有古风神韵。同时他又不惮于创新,让他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对传统的束缚予以突破:他主张文章要有“经世致用”的新功用,吹响时代号角,力主变革,摒弃成规,顺应时代需要;在形式上不拘体例,语句灵活,汲骈入散,叙述完备,详略得当;在语言上不避常言,率性而为,衍生舶来,弃古纳新。他对文章的创举开一时风气之先河,对后期接踵而来的“新民体”有着引领和促进作用,是衔接“桐城派”与“新民体”间过渡的代表人物。本文拟从薛福成对”桐城派”的继承及对”新民体”的发展承接关系的角度对其散文贡献加以论述,咀嚼其流传千古的文章,吸取其垂范后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