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1947-)是一位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意识。然而时代在变,这份情感随着作家在写作上的不断成熟,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的过程。李永平的民族意识起源于战后婆罗洲的历史语境,从“血统—文化—政治”三个维度中,我们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婆罗洲的种族矛盾冲突的现实图景。这是李永平少时所处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华人对汉语(汉字、中国文化)的继承成为他们保留、延续身份的有效手段。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种传承和殖民地的教化相勾缠、相抵牾——它脱胎于殖民地教化,却作为殖民的对立面存在,这催生了李永平一种用汉字书写来与殖民教化相抗衡的偏执情绪,这是李永平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催化剂。这一历史语境背后也体现了一代华人在南洋的动荡命运。1968年,李永平经历了从婆罗洲到台湾的位移,其作品也经历了从描写婆罗洲到描写台湾的转变。在李永平眼里,台湾作为“小中国”而存在,台北是他民族情感的栖居地,他将自己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情结在这里毫不避讳地表白出来,实现他对中国原乡的无限靠拢,表达的方式则是以文字为依托,将汉字“纯化”和“图腾化”,并因此写出了一部“天书”《海东青》。但是李永平却错失了表白的最佳时机,在意识形态急剧转型的台湾社会,他这种写作姿态只能是一种历史的错置,给他招致了不少批评,也导致了自己民族情感的危机,并迫使他走上了自我精神放逐之路。李永平在最近的两部作品《雨雪霏霏》和《大河尽头》中又重新书写婆罗洲题材,实现了创作的又一次转变。对于年近古稀的李永平来说,这次转型既是暮年意识下的主动选择,又是为适应台湾社会意识形态被动改变的结果。然而民族情感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精神主心骨,他用一本《雨雪霏霏》来解释自己过去的种种表现,这部作品不啻为继《海东青》后又一本民族情感的告白书。而汉字,始终是李永平安生立命的场所,在《大河尽头》中,他用汉字描写婆罗洲的雨林,建构出了专属于自己的想象的共同体。此外,李永平的晚期作品包含了作家回顾一生,对自我“不确定”的命运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