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公营企业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在战争年代，这些企业只能从属于军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且，当时中央苏区的干部，基本上都没有受过经济训练，缺乏经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所以，中央苏区早期的公营企业管理是比较杂乱的。直到刘少奇进入苏区，才结合苏联“一长制”创建了“三人团”管理模式。所谓三人团，实际上就是由党组织、行政和工会组成工厂领导班子，实行集体和民主管理。党组织确保政治思想，行政负责生产经营，工会则组织工人参加管理和生产。刘少奇抓住了苏区公营企业中这三种基本力量，应该说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但事实证明，根据地公营企业内部关系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三人团”所能化解的。　　根据中央苏区和延安根据地初期公营企业的内部情况来看，“三人团”模式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于党组织在企业中尚未充分建立，公营企业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厂长和工会两种力量手中。厂长负责安排生产任务，工会所代表的工人承担劳动，两者具有天然的抵触性。任何人都希望少劳动、多享受，根据地的工人也不例外。因此，当工会主导着工资评定时，延安公营企业的工人工资，甚至比干部还要高出一些。这样的高“经营成本”是任何企业都难以承受的。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企业却必须考虑“吃饭”。不能保证利润的企业，在任何环境中都无法生存。　　为了确保企业正常运转，张闻天、邓发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一元化”改革方案，要求工会甚至党委服从厂长领导，围绕着生产和经营来开展工作。这种“行政一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决策和生产效率以及生产利润，但是却牺牲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公营企业的领导。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来说，这样纯粹追求效率和利润的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又有何区别？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必须服从党的意志，体现工人的地位。因此，逐渐走向前台的刘少奇及其部下，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强调，必须对公营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组织工人参加工厂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不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国营企业管理模式。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华北局，更为关注国营企业中党的领导和工人参与，因此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与工人共同管理企业；以高岗为代表的东北局，则更多从提高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出发，坚持苏联一直采取的厂长负责制。毛泽东从个人内心来说，应该更为青睐刘少奇坚持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为了平衡刘少奇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他故意隐忍不发，允许两种模式并存。　　1954年，随着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苏联，华北局、华东局等都纷纷表示放弃党委领导制，改行苏联意义上的厂长负责制。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多，随着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意见越来越大，对厂长负责制的批评越来越多，全国又放弃了厂长负责制，重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跃进”运动后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厂长负责制被作为“苏联修正主义”的组成部分，遭到了彻底的政治批判。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遂常常演变为纯粹的党委完全领导制。党委不仅是决策者，而且是执行者。尽管毛泽东提倡“两参一改三结合”，力图打破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引导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但是迟至“文革”结束，国营企业中的党委领导制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