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称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礼仪制度也经历了诸多变化。唐高宗武后时期因其频繁的礼仪修订活动及其多变的礼仪制度而为人所关注。这一时期频繁的修礼活动使得唐王朝的礼制在此阶段反复变化,就具体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宗永徽年间,以对《贞观礼》的补充为重点。第二阶段是:永徽六年至乾封三年,以《显庆礼》的修订、施行为标志。第三个阶段是:总章元年以后,《贞观》、《显庆》二礼反复行用直至二礼皆废,遇事则再行讨论。这三个相对独立的不同阶段,充分显示出了礼仪活动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因为礼仪制度的变化通常是多种因素交互下的产物,其中国家政治是对礼仪制度最有影响力的因子,故而礼仪制度的变化往往亦是当时政治格局变化的结果。唐高宗武后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礼仪变化,正是基于贞观旧臣、唐高宗与武后这三股不同政治势力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博弈。唐高宗初年的礼制修订,在基本承袭贞观年间礼制特色的基础上,通过细微的调整充分彰显永徽时期辅政的贞观旧臣大权;显庆以后掌握实权的高宗,通过修订礼仪、亲自主持重大礼仪活动来不断巩固自身政治权威。同时,在礼仪上也给予其政治盟友武后极大的尊崇;总章元年以后,李武政治合作已然破裂,此时礼仪制度成为二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武后称制后,又以重塑“显庆”时期的礼仪制度为由,在礼仪制度上不断创新,为以周代唐蓄势。这一时期礼仪制度的变化,正是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礼仪制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能,是推动礼仪制度不断变化发展的动力,尽管礼仪制度的内容有所反复,但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唐代礼仪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并为后世相关典章制度的订立、书籍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理论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