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运用非线性思维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宋代出版的阶段性特征,揭示宋代出版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自身的转型开辟文化传播的新时代,以期提升出版文化理性,促进传播文化自觉,把握民族文化脉动。本研究从崇儒礼士、扩大科举、兴学运动、访书与编书四个不同的方面阐述宋王朝“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治国方略催生了“不以言罪人”的政治承诺,引发了士大夫主体意识的空前高涨。他们高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书言事,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谱写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光辉篇章。宋代出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笔者着力探讨促成宋代出版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传播媒介的革命,即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本研究聚焦学术难点,在开展学术批评的基础上,澄清关于活字印刷的种种误读,清理传播产生的强大影响对发明真相的遮蔽,分析活字印刷在传播中失落的原因。本研究对“雕本始于唐中叶,至宋盛行”的传统观点进行考辨,细化中国进入“印本时代”的时间界标。传播媒介的革命带来了出版魔力的释放。除了论述宋代图书出版的整体情况外,本文选取旨在重建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儒家经典出版和旨在生活秩序同构的历书出版,论述“出版传播的文化选择”。出版活动对文化选择的独特方式和途径决定了文化锁定如影随形地及时跟进。通过出版使一些文化成为中心,同时使另一些文化成了边缘。本研究从打击非法出版、文字狱与禁书等方面论述“出版传播的文化锁定”。“文化选择”与“文化锁定”,都是作为文化传播的出版在开始“走向大众”后的功能之体现。本文还从文化创生探讨宋代的出版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相国寺书肆的空前繁荣折射出宋代出版的文化张力;二是归纳出宋代图书校勘呈现出的新特点,强调校勘已成为出版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三是对宋代版权保护制度的形成、特点及其起因进行分析;四是论述小报的起源与发展,探寻小报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笔者认为当出版在宋代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式后,它直接促进文化增值。文化创生是文化增值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文化在量方面的“放大”,而且是文化在质方面的“跃迁”。出版转型推动了宋代社会的文化普及。出版业空前发展,推动文化在聚集、整合过程中得以传播、融合。古文运动潮流中的出版通俗化和宋体字成为出版图腾体现出宋代出版将“书同文”推向新阶段。广开来学之路和乡村教育方兴未艾昭示着宋代教育的“平民化”趋势。“学而优则仕”,宋朝的读书人用勤奋与梦想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政治生活准公式。图书的跨境流通,尤其是汉文典籍的批量翻译与“境外”出版,使中原文明迅速向南北播迁移转,从而巩固和拓展了儒家文化圈。本课题的研究路径是:从非线性传播的视角将宋代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研究,探讨宋代出版对传统社会的浸润渗透,探讨宋代出版在宋代文化转向中的表现及其与此转向的内在关联,揭示宋代出版走向大众的必然趋势及其表现与本质,以期弄清宋代出版的发展轨迹,提升出版文化的理性精神。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立足于两点:一是既运用价值判断,更关注事实判断,以此科学全面地看待出版的文化驱控与文化锁定,文化传承与文化创生;二是在解析出版推进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脉动。本文认为,以雕版兴盛为重要标志的宋代出版已经完成了出版发展的转型,从此文化传播如虎添翼,开辟了“走向大众”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