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生活其中的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对于韩非特殊的思想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韩国弱小,韩王昏庸,这迫使作为韩之诸公子的思想家韩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理论探讨。韩非尽管属于诸公子,但因其与韩王关系疏远,且无权势,与当涂者之为人不合,故无法接近韩王从而纠正韩国的政治弊端。韩非的学术渊源主要在于道、儒、法,韩非对它们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的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作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韩非深刻分析了前期法家思想的相对优越性和弊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融会,并将抱法、处势、行术三者结合起来,构建了自己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系统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的整体思想归本于黄老,韩非以老子思想为旨归即其理论基础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韩非认为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但他对老子道论取义的同时发挥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并非全部依从于老子。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因此所以成万物的是道,成万物之理者也是道,而法是顺于道而立的,所以法可以在客观上稽核万物之是非,人主执法以行,则所宜守之道备。韩非把老子思想中的君人南面之术推向了极致,且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黄老之学深深地影响了韩非思想体系的建立,其法、术、势的观念无不带有黄老之学的印痕,尤其是其术和势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黄老之学,而术、势与法观念的融会贯通则是黄老之学立学方法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韩非法术势观念融合而成的法治思想体系是在黄老学术方法论背景下建立与完善的。在韩非看来,法是决定国家政治命运的关键,因而他反对儒、墨两家的尚贤主张,认为治国应该尚法而不是尚贤。韩非之法最基本的意义等同于刑,法令的功能就是区分赏与罚的界限,依法行事者赏,否则就要重罚;法是一种规范的成文形式,法必须是确定的、公开的,这样,才能被臣民所掌握。韩非的立法原则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法令必须通俗易晓。二,法令的内容必须明确,刑名相适。三,法不得随意解释,不能有第二种解释,更不能被曲解。具体说,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法要具备成文性和公开性。(二)法要具有变动性和稳定性。(三)法要具有公正性。(四)法要具有强制性。韩非的法就其实质而言,只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是君主权力的派生物。韩非学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君主个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国家,维护君主的地位与利益是韩非构建法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韩非所提倡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刑治。韩非的刑治观念,简言之,包括两个方面:严刑和重罚。韩非的刑罚思想是在重刑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建立起来的。韩非主张用重刑的理论依据在于:第一,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第二,用重刑可以预防犯罪,甚至消灭犯罪。第三,轻刑只能伤民,而重刑则可以止奸。对于如何推行重刑,韩非主要提出了四项原则:第一,轻罪重罚。第二,同里相连。第三,杀无赦与扩大死刑适用。第四,赏罚并用。在刑赏二者的关系中,随着韩非提出不务德而务法的主张,赏和刑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从而转向了重刑少赏,最终走向了重刑主义的道路。韩非法治思想体系当中的术为君主一人所掌握,术是君主所个人具有的,是不能形成为文字的,是用以暗地驾驭群臣的,不能也不准让君主之外的任何人知道,以保持君主个人的术的绝对的机密性,其中包含着术的无规律性和随机性。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和深处寻找,我们会发现韩非的术的主张与老子思想是一脉相联的。韩非的术是以“虚静”为前提的,他主张明君“虚静”以待万物,这种“虚静”的观念是从老子那里发挥出来的。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黄老之学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韩非的术的理论正表现了这样的观点。循名责实,既是韩非之术,也是这种术的一种具体落实形式。形与名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是韩非所阐述的重要内容。韩非极力强调二柄的术的内涵和作用,其中体现了其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的法术观,这里,韩非所反复强调的内容实质是名、实必须相符和使名、实相符的方法与手段。势是法、术的基础,是君主施行法、术的基本条件,君主必须牢牢把握住势,时刻将势控制在自己一人之手。韩非关于势的主张和理论直接取源于老子所倡导的原则,与老子思想有密切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老子思想的落实、发挥、引申与改造。韩非极力劝谏君主重视法术之士,他认为,法术之士不仅被权臣所闭塞,亦为文学之士所对立。韩非强调指出,圣人之道,去智与巧,不以智巧害法,强烈要求君主息文学而明法度。韩非的由其法术势观念融合建立起来的法治思想体系在中国封建政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历代王朝统治无不阳儒阴法,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系与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