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的不动产登记立法中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是与本登记相对应而存在的一项登记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全债权的实现、保全物权的顺位请求权，简单的说，预告登记制度就是一种为了顺利实现未来物权的变动而设定的保全制度。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不动产物权转让的实际完成需要满足两个行为，即要有债权合意以及不动产的登记行为。为了保证正常的交易秩序，在债权合意完成之后，为了保证买受人能够顺利取得不动产之物权，各个国家往往会对买受人最终的物权登记行为进行保护，这成为预告登记制度的发端缘由。但是，正是由于预告登记完成后，本登记完成前，物权的变动并没有真正实现，登记义务人仍然是法定的物之所有人。所以，在买卖契约签订后，物权变动前就会产生较大的时间间隔。而在这段时间内，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登记义务人极有可能撕毁原有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对物进行再次的处分行为，这在当前商品房买卖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这种再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主要有绝对无效主义和相对无效主义两种立法模式。奉行绝对无效主义的国家认为，只要标的不动产已为预告登记，义务人所为的任何行为都无效。奉行相对无效主义的国家，则主张对这种行为进行区分，认为只有危害登记权利人物权变更的行为才归于无效。笔者认为不应该直接对这种再处分行为进行有效或无效定性，而应该从赋予登记权利人对抗力的角度来界定，只要是有碍于其物权变动实现的行为，登记权利人都得因为其对抗力予以否定，而对于不违背登记权利人利益的再处分行为自然没有予以否认的必要。同时对抗力作为一种权利，登记权利人应该是可以放弃的，这样才可以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维护不动产交易中的公平和秩序。在登记义务人对标的不动产可能进行再处分的同时，公权力为了解决冲突，平衡利益也可能依据公法针对标的不动产进行一定的处分行为。关于这种公法意义上的中间再处分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有对抗模式和不得对抗模式。在采用对抗模式的国家、地区，认为预告登记的权利高于国家公权力的处分效力，得对抗政府等公权力的一切再处分行为，如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在采用不得对抗模式的国家、地区，认为预告登记的权利不得对抗国家公权力的处分行为，政府等公权力的处分具有绝对的效力，如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笔者认为，对于预告登记权利人的权利能否对抗国家公权力针对标的不动产的处分行为的问题，不应做一刀切的认定，应当将国家公权力的再处分行为分为以解决私权利冲突为目的的再处分（比如法院解决私人纠纷的裁判、判决）；和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权力的再处分（比如不动产征收行为）。前者适用私权利的再处分规则，登记权利人享有对抗力；而后者中的公权力处分行为得优先实现，登记权利人不得主张对抗力，但国家应当给予登记利益相关人以合理的补偿。就具体的补偿标准而言，应当在比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采用合理补偿模式为宜。预告登记制度起源于普鲁士，后来为德国所发扬光大，并且在日本等国家、地区取的了新的发展，这些国家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实践必然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本篇论文对德国、日本等国家、地区针对预告登记后所为的中间再处分行为的效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文献阅读、资料整理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归纳等研究方法，对这种再处分行为的性质、效力做了详尽的探讨，以期能对我国未来建立完善统一的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