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检察官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授权请求,要求对自2003年5月1日以来在阿富境内的犯罪,以及2002年7月1日以来在《罗马规约》缔约国境内与武装冲突相关的犯罪进行调查。作为调查对象之一的美国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但由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特殊机制而落入其管辖范围。对此,美国坚决抗议并以实际行动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本案的管辖。2019年4月12日,预审分庭作出拒绝调查请求的决定,理由是在符合管辖条件及可受理性条件下,以“无助于实现公正”为由拒绝请求。2020年3月5日,上诉分庭改判,不仅授权检方进行调查,更是在裁决书中表示法院仅审查罪行的事实描述和是否属于法院管辖,而这与先例中的消极审查和预审分庭的积极审查并不相同。本文采取案例分析的写作模式,围绕美阿情势的内容探讨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的管辖。文章共分为三个章节,从内容上说,前两章分别从两个角度叙述具体困境,第三章阐述原因及影响;从对象上来说,前两章围绕美阿情势,第三章则推至更广的非缔约国角度。第一章介绍特殊的情势相关方美国给情势带来的管辖难。美国为非缔约国,同时也是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其采用国内立法、签订条约、外交不合作等多重方式对情势调查拒不配合。根据其以往行动经验,未来仍有利用安理会推迟调查的可能。第二章则是对国际刑事法院遭遇的司法困境进行的分析。在不考虑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仅司法上,预审分庭与上诉分庭就“法院应审查检方自行启动调查的中何种因素”给予了不同答复。这在解释方式上是创新但体现了对法检关系的考量。此外,预审分庭中对“无助于实现公正”中包含要素缺乏合理性。第三章从三个角度阐释了对非缔约国管辖难的原因及影响。首先是通过与其他四项情势对比,发现法院判决标准不一,而法院必须贯彻“消灭有罪不罚”的宗旨、采用同样的标准才能向国际社会展示其独立与公正。其次是对条约相对性的突破难,在缔约国提交情势的权力来源已有疑问的基础上,对缺乏基础的检方自行提交情势更难获得非缔约国配合。第三,补充管辖权本身存在“非缔约国不愿管法院才能管,但正因国家不愿管才会成为非缔约国”的天然悖论。当国家卷入情势中就存在国家利益与保障人权间的冲突,但是国际刑事法院不能向政治低头,反而要在该种情形中保持公正司法,即便当前受到阻碍,在未来掣肘条件消失后,罪行最终会得到惩罚,正义终有到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