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2020年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5G、人工智能、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新技术、新平台和新业态的发展,为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信息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变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2022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信息技术、科学创新和产业迭代的数字化革命,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世界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机理及特征,对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内陆地区254个城市2011-2018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机制、动态路径和空间特征。首先,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全面测度了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和空间分布动态特征;其次,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静态平衡增长、动态平衡增长和时空局部调整模型,并且使用DSGE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和脉冲-响应分析;再次,基于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了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中介效应传导机制。基于非参数与半参数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城市异质性。最后,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且进一步讨论了“现代生产率悖论”问题。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但是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则是“西高东低”。总体来看,我国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减。东部地区数字经济规模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一是因为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基数相对更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效应更高;二是因为相对于传统经济活动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更不容易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快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补短板”建设,大力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不仅可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还可以为东部地区数字生产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支撑。第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动态路径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无论是静态平衡增长路径、动态平衡增长路径,还是时空局部调整模型中,数字经济积累都可以正向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动态模拟计算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投入产出弹性为0.149。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货币市场而言,产品市场的政策冲击,对数字经济积累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更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第三,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省际交界区相邻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于省内相邻城市。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环境进行空间多期DID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安慰剂检验结果也表明,数字经济的这种推动作用,在排除随机性影响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地区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省际相邻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于省内相邻城市,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这说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有利于城市群集聚和跨省经济区建设。相对于东部地区稀缺的土地和风电资源,“东数西算”工程将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引入西部地区,不仅可以利用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气候与自然资源,还可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使得西部地区的产业和要素流动能够突破地理和交通的束缚,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和促进东西部联动发展。第四,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中介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渠道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中介效应计量分析方法,本文使用产业合理化作为数字产业化水平提升的代理变量,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产业合理化,间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两个中介机制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当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地区间的联动效应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第五,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城市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不依赖于地理位置,但是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增长模式,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效应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越高。对于人口规模在500万以内的城市,数字经济积累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效应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以后,城市的资源禀赋紧张和要素价格攀升,会抵消数字经济积累的部分增长效应;不同于传统增长模式,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依赖于城市的地理位置,而且也不要求人口在城市“过度集聚”。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这种异质性,更加有利于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和人口密度不高的城市发展,为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第六,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更能显著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对于南方地区而言,北方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更慢,但是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更高,能够更好地促进地区城市经济增长,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平衡南北经济差异,促进南北协调发展;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产业中,也可以与传统产业融合来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以传统GDP衡量的城市经济增长,不能完全反映数字经济的边际贡献。相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指标而言,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贡献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现代生产率悖论”。相对于现有研究而言,本文主要基于动态增长理论,构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研究视角。（1）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理论机制。现有的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已经成为继劳动、资本和土地之后的第四种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加速数据要素积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还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本文以产业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将数字经济内生到增长理论模型中,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理论基础与驱动机制;（2）将地区空间和时间关联性纳入到理论与实证模型中。本文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局部调整模型,将地区空间和时间的关联性纳入到模型中,而且基于时空局部调整模型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检验显著提高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并且进一步检验城市规模和地理位置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中的作用和异质性。研究方法。（1）识别城市数字经济竞争过程中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构建城市数字经济竞争模型,该模型通过构建双空间权重矩阵,允许省际交界处各相邻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同一省份行政区域内部各相邻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省界与省内空间权重矩阵的反应系数是相同的,则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单区制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一致。如果省界与省内空间权重矩阵的反应系数是不相同的,则说明存在显著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对于单一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模型而言,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有效;（2）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分别于2014、2015和2016年联合发布了三批“宽带中国”示范点,共117个城市。本文使用“宽带中国”试验作为政策变量,通过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实证检验;使用空间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城市异质性问题时,本文使用了Abadie半参数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SDID）的方法处理模型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进行了反事实检验。研究内容。为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和省际交界区数字经济建设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提供了理论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加大数字经济投入、完善数字建设制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共同体、推动数字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完善数字监督和保障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