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大量融资支持,作为最主要的双边债权方之一,其对其他国家的贷款支持为双方都带来了充分的发展机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债务违约的不确定性和再融资的压力。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日渐深远,国际上出现了中方的资金援助存在一定“搭便车”行为和“债务陷阱外交论”的批评言论。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LIC-DSF）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广泛应用的主权债务风险评估工具。2019年,中国财政部依照此框架颁布了文件《“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其中对于债务承载能力衡量的综合指标CI值的计算公式沿用自LIC-DSF。但LIC-DSF中CPIA指标的打分标准、评价的客观程度以及背后所隐含的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使得将其引入“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评价框架中的可靠性存疑。照搬LIC-DSF,并不一定适合“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而中方的分析框架发布时间较短,国内还鲜有对沿线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定量研究。除此之外,债务违约已不仅仅发生在低收入国家之间,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也无法幸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低收入国家,同时也存在非低收入国家,如何对其进行评估也是LIC-DSF未能涉及之处。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且发生过债务困境的40个国家作为样本,依据LIC-DSF选取债务负担指标及宏观经济指标,建立Probit模型,判别框架中指标体系对于样本国家的债务承载能力适用性。结果表明以CPIA为代表的指标体系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困境发生不显著,而移除CPIA的其他变量也是难以单独形成有效的指标体系衡量沿线国家的债务承载能力。引入时间固定效应并将人均实际GDP作为替代变量引入模型,能够和传统多变量预警模型相似,对债务困境的发生起到较好的预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