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是人类社会对于平等、正义的理想追求,是国家和民族得以持续发展和健康运行的核心价值,也有利于构建全社会公正的公共秩序。衡量社会分配正义的两个维度分别是平等原则与自由原则,它们也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作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者之一柯亨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结合当代政治哲学,特别是诺齐克和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争论以及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诘难,柯亨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辩护,进而提出社会主义是可欲的结论。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运用分析综合法、比较分析法和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展开柯亨关于平等和分配正义思想的探讨。柯亨分配正义思想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思想渊源、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从思想渊源和理论背景来看,柯亨分配正义思想既受到古代和近代分配正义理论家的影响,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影响;从现实背景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发生改变,不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变革等多样化形式表现出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在各项分配中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现象和问题,一旦出现分配不正义问题就会导致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过大,从而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健康运行,并且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使得当代社会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问题中面临着困难与挑战。柯亨凭借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构想,显现出了其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研究柯亨的分配正义思想对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分配正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柯亨的政治哲学研究转向是在对自由主义代表者罗尔斯的批判性继承和对自由意志主义代表者诺齐克理论的严厉批判下建构其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具体来说,第一,柯亨批判诺齐克的持有正义与自我所有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对立关系,并且指出诺齐克的持有正义原则只是一种循环论证而已。柯亨指出诺齐克所谓的“自由”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认同的自由,而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权利辩护的“自由”,从而陷入“自由—权利—正义”的循环论证中。柯亨以直觉和理论方面的道德批判入手,从而意识到对于理论层面而言,如果拒绝自我所有命题,并不意味着运用手段而非目的来对待人们,也不意味着就限制了人们的自主性。因此,柯亨批判诺齐克的自我所有原则作为其持有正义理论的核心,从而形成柯亨分配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二,柯亨批判罗尔斯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理论中的差别原则、建构主义理论等。柯亨与罗尔斯的差别在于,柯亨更强调追求平等和分配正义的过程平等而非结果平等,从而得出只有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才能真正消除资本主义虚伪的“平等与分配正义”,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更具正当性,在受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的影响下,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面对来自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在社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柯亨依然坚持追求平等和分配正义。第三,柯亨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转向规范性政治哲学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其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把平等原则和共同体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他以野营旅行模式比喻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例论证在社会主义中人们的财产归所有人共同支配,并且人们之间可以互帮互助。柯亨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不正当性的理论传统,而且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等问题,以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平等和分配正义的矛盾对立关系问题。柯亨最初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语言逻辑进行分析。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使得其理论关注点从原来注重的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对政治哲学的研究,特别是转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主义和分配正义的研究,致使其不再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而试图通过研究规范性政治哲学来重构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可欲性。柯亨基于机会平等和共同体原则试图探索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并且通过野营旅行模式来阐述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原则以及共同体原则,从而论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不仅具有可欲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除此而外,因为柯亨的分析哲学方法过于强调逻辑严谨性而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意识与辩证法思想,所以柯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长于微观视角而缺乏整体性研究视野,并且对于分配正义思想与现实社会是否能够做到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这一问题也并未详细阐释,因此柯亨的思想依然带有乌托邦性质。即便如此,柯亨的思想对于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以及捍卫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其次,柯亨分配正义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当代效应,而且也有其理论得失。具体而言,对当代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形成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派的理论之争。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者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原则和哈耶克提出的“守夜人”式的国家理论与社群主义者麦金泰尔的应得原则、沃尔策和戴维·米勒的多元分配原则等关于平等和分配正义问题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主要在于:自由主义强调正义优先性,为实现个人利益而忽视责任;而社群主义强调德性优先性,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即使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于分配正义问题存在分歧,其实质依然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接下来,柯亨不仅批判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虚伪性和不正当性,而且他的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柯亨意识到面临着无产阶级的属性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以及社会主义转变的能力与愿望也越来越不清晰的社会现状,他认为必须重视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辩护和进行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研究。最后,对于分配正义思想而言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诸多理论之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柯亨作为创立者为代表的一群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罗默和埃尔斯特等人共同组成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其中,罗默通过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方法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揭示出剥削的根源是财产分配的不公正所导致的社会不正当的分配关系,继而通过数理分析的论证方式提出机会平等原则的分配正义理论。另一位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斯特同样在批判剥削理论的基础上,以层级正义理论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柯亨克服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为构建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以及建构政治哲学理论都带来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价值。总而言之,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者柯亨的分配正义思想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平等与分配正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而来的。评述柯亨的分配正义思想虽然有些许理论偏颇之处并且在学界遭到诸多质疑,但是柯亨的理论仍然彰显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和分配正义的正当性,并且超越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价值。柯亨对社会主义坚定的信念和对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的理想追求仍然值得我们尊重,并且也将激励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以及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