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产业结构也在逐步向高度化演进。但是，现阶段巾国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众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大”而不“强”，由此还带来了资源消耗过度以及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威胁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各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就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内涵已远远超出封闭条件下的应有之义，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来思考和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尤其是作为世界上吸收外资规模最大、外贸总额位居第二的经济体，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等开放因素的影响。然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发达国家从自身结构调整的需要出发，有目的地将中国产业结构纳入到以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并将中国的产业部门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相对而言，中国却缺乏这种以自身发展为导向，有目的、有步骤地利用开放因素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眼光。在这种情况下，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等开放因素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缺乏合理地引导和控制，将会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利用开放因素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已经成为一个既紧迫又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本文将深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在中国的产业分布特征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旨在为主动利用开放因素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并基于产业结构高度的双重内涵，着重探讨产业结构演进的目标设定问题，将一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目标设定为“量变”与“质变”两个层面，前者是指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不断向高级化演进，后者是指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将为全文搭建基本的研究框架;其次，考察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结构的演进规律，并准确测算中国产业结构高度，通过与世界代表性国家进行比较，以全面展现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内涵与外延;第三，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双重目标，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量变”层面的影响，旨在为主动利用开放因素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提供经验依据;第四，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质变”层面的影响，旨在为主动利用开放因素推动各产业部门技术进步提供经验依据;最后，概括全文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指明本文的不足之处及后续研究方向。　　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但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稳步提升，这主要源自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持续上升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同处“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相比，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差距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其增加值比重却居高不下，这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　　其次，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主要是出口贸易）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加大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偏差，这是现阶段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而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的产业分布重心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部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从而推进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　　最后，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部门，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外商投资比重的逐步倾斜使这两个部门的外商投资强度较高;二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而且吸收能力较强，这都有利于外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出口贸易对高技术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都有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最大，并按照产业部门技术密集度的下降而逐步递减，这与中国出口商品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