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济增长波动过于频繁，产业结构失衡且增长质量偏低；二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悬殊，东西部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追究问题产生的根源，经济政策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在形成一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变迁和创新效应做了一些分析。一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系统研究首先需要有理论上的指导。本文的第一章考察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的有关理论成果。首先，我们采用了西蒙·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下的定义，即“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被定义为向本国人口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物品能力的长期增长。”因为，该概念中的“经济物品”不仅包括了物质产品，还包括了很多无形的劳务产品。从更广泛的涵义上看，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又是一个结构问题。其次，通过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和分析，说明了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也说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而作为国家或政府制定的并要加以实施的正式社会行为规则的经济政策，从本质上是一种正式制度，具备激励、配置、保险和约束功能。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同“国家悖论”一样，不仅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有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一面。前者表现在引导投资促进发展、调节经济利益、促使经济有序运行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各个方面；后者则表现为经济政策失误、经济政策失效、经济政策时滞和经济政策相悖四方面。另外，在这一章<WP=3>里，还分别阐述了经济政策的本质属性、特点、要素、政策体系以及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几个问题。二在考察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的相关理论以后，本文的第二章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政策变迁。这部分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从经济增长速度和波动情况、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以及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概况进行了描述性说明，为后面分析政策变迁做了一定的铺垫；第二，探讨了政策制定的假定前提和现实背景，旨在挖掘政策的历史、社会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大背景；第三，经过以上两方面的说明和铺垫，进一步考察了政策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和政策变迁效应，这是本文将经济政策理论和中国经济增长实践相联系的一个创新，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的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本文考察的经济政策变迁，是指经济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政策目标、方向、政策安排、政策工具、效应随着时间推移的转变。经济政策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前提：一方面，经济政策的变革既是经济增长的要求，又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既是政策变迁的结果，而经济增长形成新的经济条件又是政策变迁的前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点和效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认为，该期间的政策制定不仅受到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当时领导人指导思想的左右。如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脱离了中国国情，那么，经济政策的变迁难以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波动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方面。至此，我们完成了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和政策变迁效应的<WP=4>一次总结。三本文在第三章中，运用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的理论框架，对改革开放后东西部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创新问题进行了一些实证性分析。目的是从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解释东部经济腾飞的根源，并进一步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差异已经是一个大家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事实。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考察政策和制度原因，即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本文所涉及的政策创新是从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接受者两个角度来加以界定的。一方面,政策创新指的是政策制定者针对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采取变革旧政策、创立新政策的行为；另一方面，作为政策接受者能够充分利用特殊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甚至创造条件来贯彻实施优惠政策，这一行为就是所谓的“政策创新”。根据这个界定，在简单阐述了“东倾”优惠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背景后，本文详细地剖析了政策创新对东部经济腾飞所起的重要作用。剖析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在对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定量分析的尝试，更进一步说明政策是东部经济腾飞的“驱动器”；另一方面，本文也明确提出，政策运用收益最大化是政策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东部经济腾飞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此，还对如何获得政策运用收益最大化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