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高科技犯罪的出现,技术侦查证据登上证据法的舞台,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新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出现给我国证据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不仅在应付智能化犯罪、职务类犯罪的时候体现了独特的优势,给案件侦破提供的支持力度随之升高,而且适应了刑事诉讼发展和完善的需要,提高了破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但是由于历史上技术侦查证据的出现相对较晚,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所积累的经验也相对较少,故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它以证据资格,却规定得比较原则笼统,操作性不足,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和规制作用并不强。因此,对技术侦查证据的有关规定需要进一步阐明厘清,或作出进一步的补充。技术侦查证据这一概念在法理上尚无统一、权威的界定,所以只有对产生这类证据材料的技术侦查的概念、起源与发展等基本性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技术侦查证据使用不同于一般证据。这类证据材料具有程序严格性、主体特定性、内容秘密性、直接采纳性等特点。只有彻底理清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性所在,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由于思想上的陋习和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技术侦查证据在使用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因技术侦查证据种类不确定而导致技术侦查证据的外延被无限扩大；因技术侦查证据获取程序不完善而导致技术侦查措施被滥用,侵犯基本人权；因技术侦查证据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不完善而导致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其中,使得辩护权失衡。对比域外典型国家关于技术侦查和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学理观点和立法措施,可以看出我国在此领域上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这要求我们应从域外相关制度中吸取精华以供借鉴。同时,要想解决技术侦查证据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要从构建监督体系、完善具体立法、建立资格审查制度、完善救济手段等四个方面着手,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