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社会学开始将焦点从文本转移到译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上,关注环境如何影响译者,以及译者如何反向作用于环境。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延伸进了文化生产领域,为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研究及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中国作家莫言和美国译者葛浩文作为出色、高产的作者和译者,积累了大量象征资本,在翻译文学在美国文学场域内处境并不乐观的背景下,奠定了自身在美国文学场域里的地位。在三十年翻译生涯中,译者葛浩文养成了自身的翻译惯习,即以目标文本和美国读者为导向,兼顾忠实性与创造性。英文《蛙》是莫言和葛浩文的又一力作。这部小说以中国大陆的“一孩政策”作为切入点,揭示了社会和历史重压下的人性阴暗面和善良面。英文《蛙》获得了西方媒体、评论家和读者们的广泛好评,但同时也有部分读者不太认可作品的写作风格和翻译质量等。本文从文学场域框架出发,利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英文《蛙》的翻译策略。具体而言,本文着重关注葛浩文在翻译人物姓名、打油诗、修辞句、敏感词句及文化负载句时,如何在忠实性与创造性两者间寻求平衡,以实现“可读、易懂、有市场”(Goldblatt 2002)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