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随着中国目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有关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经营环境是否恶化的讨论悄然升温。2010年底中国开始向外资企业征收“两税”，至此，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时代正式终结，“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一时四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发展的30年，在此期间投资环境得到不断完善，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阶段，更注重外资的质量和资本流向的行业、地区调控与引导。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本文从吸收能力的环境因素来研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吸收能力因素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和难题，本文从吸引和利用FDI两个方面入手研究，选择贸易开放、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R&D四个因素反映吸收能力。在此基础上，全文围绕“中国利用FDI效率、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力度、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受到吸收能力因素门槛效应的制约”三个问题，利用现代计量模型和方法展开实证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三方面创新:　　首先，利用随机前沿(SFA)模型分析吸收能力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的贡献是在无技术效率方程中同时引入吸收能力因素与FDI交互作用项，并对不同区域、不同阶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单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已不能提升经济效率;贸易开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也大大减弱;现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R&D是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而且，R&D的增加促进了融资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所有吸收能力因素中，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最突出。这些特征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均有体现。　　其次，利用分位数回归(QR)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及区域FDI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金融发展、R&D的共同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及特点。首先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吸收能力因素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平均影响”，然后利用面板分位数方法比较不同分位、不同区域吸收能力因素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详细变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地区不同分位FDI吸收能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不同地区同一分位的影响也不同;FDI溢出效应随分位的不同呈波动性特征。总体来看，随着分位从低端向高端的变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R&D对FDI的吸收能力在不断增强。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对比“平均影响”和“分位影响”，发现分位数回归可以更好的反映不同阶段FDI对经济溢出效应的详细作用过程。　　最后，利用面板门限回归(TR)方法系统分析中国FDI对不同吸收能力溢出的门槛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必然的，它会受到吸收能力因素发展水平的制约。分析结论表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及结构、金融发展和R&D存在双门槛特征，不同的门槛区间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从区域特征看，跨越吸收能力因素高门槛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跨越高门槛水平的省份数量越来越多。这表明我国在不断优化和完善外商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