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非公示性和溯及力,系以罗马法上的优先权为原型,在性质上宜界定为法定优先权。然而,优先权人根据法律规定溯及既往的就债务人的特定不动产优先受偿之特性,与我国现行担保物权体系有所违和,损害不动产担保信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该权利进行限制,包括限制其对抗主体、行使期间等。然而,无论是授权还是限权,法条制定者都仅着眼于社会需要,忽略了法律的体系性和基本理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标准混乱的现象。这就要求解释论予以调和。比较法上普遍呈现削减法定不动产优先权隐秘性和溯及力的趋势,增订登记公示程序,甚至直接转换成法定抵押权,剥夺其溯及力。但是繁琐的登记程序、缺乏溯及力,导致其保障承包人利益的目的难以实现,甚至成为休眠条款。所以本文认为,在这一点上比较法立法例和修法趋势并不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本文并不否认我国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旧保持罗马法上法定优先权原型(非公示性+溯及力)。然而,法定优先权毕竟对债务人及其他债权人(包括抵押权人)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即负外部效应。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以法律特殊规定适当削减其负外部效应不失为一种适当手段。针对发包人,为维护债权人与债务人地位的平等性,本文认为《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催告程序宜采“应当说”,要求承包人在工程价款债权清偿期届满后行使优先受偿权前履行催告程序,请求发包人履行原给付义务,并说明催告未果时将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针对其他权利主体,在法律效果上,本文将法定六个月期间与保证期间严格区分,要求承包人在六个月内以执行物权的名义请求将标的物变价受偿,执行方式限于《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两种实现方式。限制性规定缩减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负外部效应,但从现行司法实践效果看,制度的内部法律效果——保障承包人和建筑工人利益——的实现也存在障碍。对此《解释二》修订了法定期间的起算点,增订了约定放弃权利效力的规定。修正后的法定期间起算点(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与民法上其他期间的起算理论具有一致性,将竣工结算过程中的期间不利益归属于发包人,也符合承包人优先权保障承包人的立法目的;缺陷在于容易受当事人主观意志影响,从而弱化甚至可能剥夺法定期间的限制性作用。为弥补这种不足,本文主张将“应当支付价款之日”界定为当事人初始约定的工程价款清偿期,既不能由当事人在竣工结算后任意更改付款日期,也不包括催告履行期间。尽量排除当事人意志对法定期间起算点的干扰,从而保护法定优先权法律效果及制度本身的法定性。司法解释为彰显对特殊群体利益的保护,规定损害债权人(建筑工人)利益的约定放弃优先受偿权行为无效。为实现其保障目的,本文认为在法律适用时,宜采事前调整方式和推定原则,推定放弃行为损害建筑工人利益,仅当发包人证明建筑工人工资债权已经获得清偿或者可靠保障的,可以认定放弃行为有效。综上,对于我国现行规范层面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该从赋权和限权两个角度理解。赋权角度即为实现保障承包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吸取比较法立法例教训,不妨肯定我国现行规定,保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非公示性和溯及,使其具有现实意义,避免成为休眠条款;限权角度即为缩减其负外部效应,对限制性规定进行严格解释,规范其行使程序、方式和法定期限。以此,在符合法学理论的前提下,平衡各法律主体的利益,并增加法定优先权与我国现行担保物权体系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