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巴赫金(МихайлМихаиловичБахтин，1895-1975)是俄罗斯苏联时期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思想家，在人文科学的多种学科领域卓有建树，深具影响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际上掀起"巴赫金热"以来，巴赫金思想就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语言哲学作为巴赫金众多研究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和他对人类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无疑是一条贯穿巴赫金学术思想的重要线索。其研究不仅是全面把握巴赫金思想的关键，也是俄国语言哲学研究乃至世界语言哲学研究的需要，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由于一般认为，"复调"、"交往美学"和"狂欢化"构成了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所以，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上述三个方面，并且主要以文艺学、美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而对其语言哲学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关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论述仅是一些零星或附带的散论。因此，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对巴赫金语言哲学作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首先，本文追溯了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思想渊源，指出俄国历史上一些不同思潮--东正教思想、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斯拉夫派语言哲学观、传统语言哲学和俄国形式主义是巴赫金语言哲学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泉，并对此进行了分析。　　其次，本文探讨了巴赫金语言哲学的实质、理论核心和人文科学认识论基础:　　第二章指出，巴赫金语言哲学实质上是一种"超语言学"方法论。"超语言学"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研究、不是在静态中研究"死"的语言体系，而是把社会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在动态中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走的是一条超越语言学规则和语言学体系的道路。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构成了巴赫金"超语言学"的主要内涵:一、按照巴赫金的观点，符号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性、历史性和物质性。巴赫金的符号哲学与以索绪尔和洛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同，前者建立在语言体系之外，而后者则建立在语言体系之内。作为话语的内部符号问题是语言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二、巴赫金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话语，而话语又是由某一具体的言谈组成的，它与所谓的"句子"不同。句子是静态的语言体系单位，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学的一种抽象概念，并不具备活语言的特征;而话语是进入了一定语境，并获得了特定话主和听者、形成了前后应对的交际关系的，所以是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此外，话语还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它应被视为一种世界观、甚至是一种具体的意见;话语还具有对话性，是不同话主思想"意向"的交流。本文由此对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进行了哲学思考，阐明了它所蕴涵的深刻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章阐明了"对话主义"是巴赫金语言哲学的理论核心。巴赫金倡导"对话主义"，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而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即生存，就意味着对话式的交往。在这一涉及本体论的的问题中，巴赫金最为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发展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他首先把人的存在看作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次，认为话语必然体现着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等伦理立场，是独立人格的表征。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本文阐明了巴赫金这一哲学思想对于更新人文思维模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意义。　　第四章总结了巴赫金的人文科学认识论，指出人文科学认识具有对话特性和诠释学特性，并具体论述了巴赫金所提出的几个重要概念:"涵义"、"准确性"、"外位性"、"长远时间"。　　再次，本文把巴赫金语言哲学放入俄国语言哲学和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第五章通过分析巴赫金对弗尔图纳托夫、波捷布尼亚的批判和与维诺格拉多夫的论战，一方面说明，巴赫金坚持在动态中考察语言，主张打破体系和规则，是与形式主义语言哲学强调体系和规则、崇尚对语言的静态研究大相径庭的，另一方面说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是在与其他语言哲学流派的"对话"中生存和发展的。　　第六章指出巴赫金语言哲学沿袭的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传统，并通过比较巴赫金语言哲学与当代西方诠释学和对话理论，指出巴赫金语言哲学产生于苏联时期意识形态极度封闭的高墙内，与世隔绝的环境几乎剥夺了他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的权力，但其诠释学理论和对话思想却与当代西方的诠释学或对话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当然，本文亦指出，巴赫金对精神的对话式理解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西方认识论作为诠释学的一个分支，源于把认识看作关于主体和客体的某种程度的融合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巴赫金却有着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另一种认识结构，他提倡的是理解者能动地保持相对于被理解者的"外位性"，即交流者在双向交流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巴赫金的诠释学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鲜明立场的存在主义理论。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诠释学则往往显得立场不明，而且仍笼罩在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中。　　最后，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从巴赫金语言哲学出发，重新审视了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文指出，巴赫金经历了一个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最终仍只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这并不能说明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顽固不化。恰恰相反，它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在吸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又开辟出了自己的理论新天地。这也正是他与马克思主义不断"对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