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结构演变，我国中部地区经济曾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但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而言，在过去20年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中部地区，80年代中西部比东部平均增长率低约1个百分点左右，90年代则低2-3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区域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它同时表明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在我国中部崛起战略背景下，找出这种制约因素，并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就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金融发展与资本效率的关系的探讨是经济学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挑战性课题之一。当前的经济学界已经从理论和实证等多个层面肯定了金融在经济增长、资本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研究基础上，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出发，试图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对资本效率的作用机制来解释中部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的理论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借鉴综合King和Levine(1993)，Darrat(1999)、Dimitris K.Chris topoulos和EfthymiosGTsionas(2004)的实证思路和面板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变量对中国中部和东部省份资本效率的影响。论文试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全面分析中部和东部金融发展和资本流动的差异。 论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中有关资本的概念、资本效率的主要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资本的形成与转化机制，金融发展理论和新进展。通过对经济效率与资本效率概念的探讨，将资本效率定义为资本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资本配置。另一方面在概述了金融发展理论进展和国内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且我国不少地区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后延续第二章的理论介绍，阐释了金融中介、资本市场、投融资体制对资本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说明了金融抑制带来的资本效率的丧失。为了阐明中部和东部差异性的主题，论文详细介绍了金融发展的考量指标和指标解释力，并就中国整体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中部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的特征和路径。接下来，进行了两方面的实证来推动本文关注的问题。首先，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视角，考察了金融抑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分析金融抑制在中国的演变路径，综合经典回归、VAR模型下的格朗杰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三个计量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是导致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系统的经济效率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两个系统的经济效率表现极不相称。其次，在金融发展与资本效率的实证分析中，论文主要参照张军(2005)的方法对中部、东部的11个省份进行了资本存量的估算，由此从资本产出比率和投资效率两方面考察了中部和东部的资本效率差异，并且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区域分析的角度指出，我国中部省份固定资本形成更多的依赖于金融机构的支持，而东部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正规金融要素以外的因素，投资影响因素体现了更加多元化的特征。我国中部省份应该实施金融深化政策，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得储蓄较快的转化为投资达到资本效率最优化。另外一方面，我国目前应该大力鼓励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打破地区壁垒，进一步开放区域金融市场，鼓励信贷的跨地区流动，使得各地区的资本效率实现趋同，最终实现金融资源的最大效率使用。 论文最后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大力发展金融中介尤其是加强银行的运营效率，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金融市场方面，主要是完善资本市场的投资渠道，提高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规范性，使得资本的投融资渠道通畅；在金融监管方面，针对现有监管的特征提出了功能性监管的建议；最后在金融体制方面，主要包括投融资体制的改革，银行机构的改革以及政府机构的完善等。 论文力从地区差异的层面，探讨中部和东部金融发展对资本效率的影响机制，由此引发对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以及投融资体制的政策改进和促进地区平衡发展的思考。当然，受自身能力水平等各方面限制，论文的研究是初步性和探讨性的，有些内容的研究还需要许多后续工作加以充实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