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流互动中,城里人向乡村的流动被称为“下乡”。“下乡”的“下”字隐含着一种从高到低、从上到下的俯视姿态,这也暗示了城市与乡村的地位不平等。近代以降,曾经出现几次下乡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到七十年代,先后出现了与下乡有关的社会思潮,并引发多次讨论。在这三次下乡思潮中,存在城市与乡村,城里人、知识分子与乡下人话语权的争夺和地位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下乡并未消声匿迹,反而下乡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而在下乡的过程中城市的话语权得到了强化,城市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的对立冲突也更加明显。在新时期的城乡关系中,城市处于主导的位置,从而决定了“下乡”的性质和状况。具有国家行政职务的下乡者,在下乡的过程中充当了国家权力代理人和执行者的角色,对乡村进行驯化和改造。来自城市的下乡者,既代表了国家的权力意志,又怀着帮扶农村、农民的心态,在与农民的对话、交往中占据着强势和主导的地位。面对下乡者的教化和规训,农村表现出屈从和反叛并存的姿态。“下乡”带有启蒙性质。下乡者的城市经验,以及所握有的知识和权力,决定了其启蒙者的身份。经济、文化、科技下乡的过程中,乡村在城市的启蒙下发生了转变,走向富裕、美丽、文明。在“下乡”的话语建构中,农村的地方文化被定义为落后、愚昧、野蛮,与城市文明和趣味相区隔,丧失了合理性和话语权。“下乡”话语的建构,反映了城市的话语霸权带给乡村的“副作用”。在下乡书写中,也有少数作品对农村持缅怀和赞美姿态。承载乡土记忆和传统文化的乡村世界,不仅仅是现代城市教育和启蒙的对象,也是诗意寄托之处,是反思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面镜子。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的弊病逐渐暴露。城市的热闹与喧嚣无法带来内心的宁静平和,城市人在物质消费上欲壑难填,人与人之间充满冷漠。城市人由此向往乡村的宁静和谐、环境优美和充满人情,开始返归乡村,企图用乡村来治愈“城市病”。在这种对话关系下,乡村是城市的“乌托邦”,是城市赞美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