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列菲威尔是翻译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写和操纵文本以使其符合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 本文基于列菲威尔的翻译即改写理论，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置梁启超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探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势力对他的译作《十五小豪杰》的文本选择和翻译技巧的操控。 本文在引言部分引出了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及对梁启超和他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 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即安德烈·列菲威尔的翻译即改写理论。列菲威尔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将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加以研究，翻译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环境中受多种社会因素的操控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写。列菲威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而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势力是译者操纵和改写原文的主要控制因素。 第三章概括介绍了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 第四章主要从列菲威尔影响翻译的三原则来分析梁启超的译作《十五小豪杰》。 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归纳了影响梁启超翻译的两种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梁启超本人的意识形态，以此为基础详细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梁启超的译作《十五小豪杰》的文本选择和翻译技巧的操控：梁启超对翻译内容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归化的手法，运用了意译、改写等多种方法；梁启超采取了大量转译日文书籍的翻译策略。 第二部分首先探讨了影响梁启超翻译的诗学因素，即当时的主流诗学观，读者的诗学观和梁启超本人的诗学观，接着作者分析了梁启超译作中具体的诗学操控：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角度；新文体的熟练运用；保留了原文的情节叙述方式。 第三部分则阐述了赞助系统对翻译的影响，梁启超利用报刊作为翻译作品的传播方式，对译作进行必要的改写以迎合报刊的特点和读者的喜好。 本文最后总结了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向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得出结论翻译是总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因此翻译研究不应与其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