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阶段性转变,地理空间形态的改变也影响着邻里空间和邻里关系的发展。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如今,以往紧密的邻里结构在快节奏、异质性强、高流动等因素的驱使下愈行愈远,造成人情淡漠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新媒介技术的诞生让人们看到虚拟社区复现并复兴邻里生活的希望,但乔瑟夫·吉本斯（Joseph Gibbons）发现,运用社交媒体增强邻里交互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熟练使用社交媒体,二是运用社交媒体获取社区服务。（1）而放眼现实实践,媒介更多被运用于社区内部的行政化建设中,不受居民的关注和重视,这让重建邻里的美好愿景似乎遥不可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破解了这一矛盾的静止状态,在隔绝地理空间的同时带来关系的迅速流动,带来熟人社会的数字复归。人们通过网络媒介拓印自身所在的地理社区,其蕴含的社会属性通过数字编码的方式投射入线上虚拟社区之中,带来虚实环境的紧密勾连,无形中重塑着社区空间结构,与此同时,网络媒介丰富多样的功能生态充盈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其提供多元的展演空间,并通过人们的线下实践完成对现实邻里的刻画。在这一过程中,微信凭借其社区治理基础、成熟充足的功能库和庞大的用户体量从众多网络媒介中脱颖而出,成为社区联动居民共同抗疫的枢纽平台,并随着疫情常态化共存局面的形成逐渐演变为城市社区的基础设施。数字媒介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邻里空间形态和居民生活实践,完成了对人、社会、技术之权力关系的隐秘颠覆。基于此,本文沿袭基础设施研究的人类学路径,采取网络民族志、田野调查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聚焦不同疫情阶段下的武汉市G社区微信使用情况,从具体表现-生成基础-邻里重构三个维度论述微信在疫情爆发这一极端情况下的基础设施化进程。调查表明,微信深度嵌入社区治理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线上线下空间的交融,其数字影响力通过现实实践显形于邻里空间的各个角落,在无形中规训着社区运行方式和居民行为习惯。微信重构了邻里交往空间,形成一种既脆弱又紧密的新型动态邻里关系,并以技术逻辑协助社区治理,激发居民的社区主人翁意识,让社区由“人治”转向“自治”的愿景成为可能。同时,它还赋权于民,拆解重制社区权力关系网络。但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为媒介技术获取邻里空间的控制霸权铺桥筑路。它以所谓的便捷性和公共性掩盖了其后的资本逐利野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社区和居民异化为免费的数字劳工,重构了邻里劳动秩序和劳动方式,遮蔽甚至抹杀人的主体性地位。居民看似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但实质仍受困于数字构建下的社区-居民二元空间,平台将外部矛盾转移至群体内部,隐身于监管体系之外,极尽野蛮扩张,信息盗取、隐私泄露、巨头垄断成为风险治理研究的热议话题。如何摆正数字技术的位置,找到人、技术与社会的平衡点是今后需要讨论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