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对企业的内部组织、运营方式等带来了深远影响。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在抵御疫情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的应用,推动了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具体到企业层面表现为在疫情产生的新需求倒逼下,企业更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优化自身的运营管理和决策机制,提高业绩和竞争力。因此,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业务部门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后,只有部分企业能够从中获益。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技术,更多的改变了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模式,在公司管理模式变革落后于数字技术变革的情况下,数字化带来的收益与其衍生管理成本相互抵消,会加剧大部分公司的转型阵痛,致使其积极效应很难彰显。为了更全面地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学者们对其经济后果进行了广泛讨论,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投资和筹资等方面的影响,但鲜有文献聚焦到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风险选择,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评估数字化转型的效果。鉴于此,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研究框架,考察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下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差异。根据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代理问题和资源约束是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普遍较低的主要原因。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能够发挥治理效应改善公司治理环境,缓解代理冲突,公司的风险承担意愿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资源效应提高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使得企业在面临风险投资机会时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增强了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此外,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经营业绩、战略目标、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等多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利用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2）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即与衰退期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更显著的提升效应。（3）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进一步探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成长期的非高科技企业以及全生命周期阶段的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推动风险承担进而增加公司价值创造能力。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1）以往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展开,忽略了企业生命周期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研究框架,从动态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弥补了静态视角研究的缺陷,对企业依据自身发展阶段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参考。（2）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中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科技属性和所处地域,研究了不同企业产权性质、科技属性和地域属性下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企业生命周期进行探讨,更全面地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风险承担时的内部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