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12年修正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制度。合适成年人制度,是指公安司法机关讯问、审判未成年被追诉人时,在其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不宜到场时,依法通知符合一定条件的成年人介入刑事诉讼履行监督、沟通、抚慰、教育等职责,从而保障未成年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合适成年人制度有助于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帮助公安司法机关保障案件质量,亦有助于“教育、感化与挽救”等刑事政策真正地落实到实处。随着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司法适用,一些内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值得高度重视。该制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没有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标准和选任程序。法定选任标准过于严格、机械,不利于吸收专业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同时,选任程序并不合理,难以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权,也难以保障未成年被追诉人的诉讼权益。第二,没有赋予合适成年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因为权利有限,不能有效地知悉案情、表达意见,不能充分地与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也不能真正地为未成年被追诉人提供各项帮助。第三,缺乏监督合适成年人的机制。当未成年被追诉人受到合适成年人的侵犯时,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可能导致未成年被追诉人受到第二次伤害。第四,遭受司法机关侵犯的合适成年人没有救济措施。前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合适成年人发挥保障未成年被追诉人人权的作用,甚至会导致合适成年人制度趋于形式化。我国应借鉴域外国家的经验,对合适成年人制度进行完善。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完善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标准和选任程序。重点是扩大可以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专业人员的范围,尽力促使合适成年人专业化、职业化;同时,应当高度尊重未成年被追诉人对于合适成年人选任的个人意愿,创造条件建立专门负责选任合适成年人的机构。第二,赋予合适成年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应当比照未成年被追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对合适成年人进行赋权。第三,建立监督合适成年人的机制。为此,应当为合适成年人施加一定的法律义务,建立监督、管理合适成年人的专门机构,并设立合适成年人责任追究机制。第四,构建合适成年人权利救济机制。可通过如下途径对合适成年人提供救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确立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加强二审法院的审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