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察监督作为党内巡视制度向基层延伸和拓展的有效路径,成为基层党内监督的有效手段之一。本研究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深入我国东南部、中部和华东地区3个县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县级巡察监督运行这一政治现象进行田野调查。本文主要以李景鹏教授的“权力主体、目的性、权力资源、权力客体、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式、权力格局、权力关系的稳定度”政治权力七个要素为分析框架,描述和探讨了一个政治现象——县级巡察监督的运行。运用案例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察监督的运行和实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探究。整体而言,巡察监督主体对客体的巡察监督和整改督查,发现问题,并在巡察监督的移交阶段和整改阶段致力于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了巡察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权力关系间博弈局面,及较为稳定的权力格局。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为巡察提供的资源及开展监督的制度保障,巡察监督主体、客体及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三方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县委巡察在县域社会下开展呈现出平衡的局面。县委巡察机构为了使巡察监督稳定开展,制定了多项巡察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以及县级巡察监督呈现出来的成效,使巡察监督呈现出程序性、高度集中性、全面性、协同性和预测性的运行特征。县级巡察监督工作程序、配套制度和运行特征等,赋予了县级巡察监督的运行呈现出规律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的6大运行机制。巡察监督具有动力、决策、保障、约束、协同、成果运用6个方面的运行机制。从巡察监督的动力机制和决策机制来看,县级巡察监督是党内巡视制度在基层党内监督的补充和延伸,政策目标是通过巡察监督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目前,三个田野点的县委巡察机构制定了巡察配套制度,为巡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从巡察监督的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来看,巡察监督的工作程序为巡察监督提供了制度化的工作流程,制定了巡察监督涉及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协作的机制,为巡察监督提供了程序化的规范,从而使得县级巡察监督的开展,自带反映问题的渠道、拓宽监督范围、解决群众诉求、促使基层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效应。同时,巡察监督工作通过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规范了基层工作的各类流程,起到了程序规范的效应,赋予了县委巡察监督程序性监督的特性。从巡察监督的协同机制和成果运用机制来看,巡察整改及巡察成果运用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巡察整改阶段依然存在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具体可分为态度型、动机型、防守型和体制机制型4个类型,在防守型和体制机制型整改不到位的情境下,需要发挥县域社会下其他监督的协同的力量共同进行整改,巡察机构与其他部门在巡察监督与协同监督中能做到资源共享,涉及到超越了党委权限的体制机制型问题,往往需要巡察整改联动协作,甚至是寻求更高一级或者二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的协作支持。但在县域社会下,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协同机制和成果运用机制都存在实际困难,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协同监督机制尚未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