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准入制度是外资准入管制权的表现形式,分析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愈发严苛的外资准入制度,尤其是2020年全球疫情下的一系列外资审查制度改革,欧盟外资准入管制权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触发审查门槛偏低、外资审查领域扩增、外资审批流程繁复、政府审批权力扩大这四个方面,对外国投资者造成一定的投资壁垒。在国际投资条约下,欧盟在外资准入阶段也应该承担条约义务,包括国民待遇义务、最惠国待遇义务、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充分保护与安全、善意要求等。欧盟外资准入管制权的强化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是缔约方对外国投资者应有的外资待遇的阐释和理解存在歧义,虽然缔约国在条约中认可外资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是基于法律义务感才缔结相关条款;二是外资准入阶段东道国的国内措施和政府行为与一些待遇义务产生争议,中欧双方可能就此产生冲突。主要涉及国民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包括调低触发审查门槛与禁止任意武断义务产生冲突,扩增审查领域与合法期待、善意要求义务产生冲突,审批流程繁复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义务产生冲突,扩大审查权力与稳定监管、非歧视义务产生冲突。针对这些问题,希望对欧盟外资准入管制权强化施加条约义务,可以相应地通过重新解释相关条款和双方谈判磋商的路径得到解决。回归到保护中国投资者和投资活动的立场,结合前面提到的问题和解决路径,中国方面的应对包括:投资协定争端仲裁解释外资待遇条款、中欧加强国际合作扩大投资准入权、中国企业采取适当方式规避外资审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