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权威结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村庄治理者要具有领导能力、服务能力和公共管理的能力。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精英返乡成为村干部,承担起了村庄治理的重担。与传统的村庄干部不同,这部分乡村精英大多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与宽阔的眼界,这正是他们实现良好村治秩序的基础,有利于达致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由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即这部分返乡精英,将其定义为返乡服务型精英。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服务型精英返乡带来村庄权威结构何种变化?本文以乡村治理理论、权威理论为基础,构造了本文的分析概念:返乡服务型精英。返乡服务型精英回乡参与村政后形成服务型权威,它经历了由单一魅力型权威向“魅力+法理”型的转变。在乡村振兴精英回流村庄的背景下,这一权威类型是乡村权威结构出现的最大的变化。本文选取了鲁中D村为实地研究区域,对本文研究问题进行探究。同样作为“在乡”村干部,从传统村干部的实践行动来看,其在村庄治理中的角色表现为“待哺者”;依靠职位赋予的法理型权威使得力治成为其主要的村治方式。返乡服务型精英与传统村干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拥有多元的村治角色,“魅力+法理”型权威使其转变了传统村干部的村治方式,柔治成为村治方式的新选择。同样作为“返乡”村庄精英,返乡创业型精英与服务型精英在返乡前后的资源存量变化不同,权威类型也有差异。返乡创业型精英是返乡后自主创业的村庄精英,在返乡后他们仍然有良好的经济资本储备,回乡创业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使其得到了村庄认同,他们拥有魅力型权威。与之相比较而言,返乡服务型精英在返乡之后,权威类型由单一魅力型向“魅力+法理”型转变。从返乡服务型精英的权威形成历程来看,“内修”与“外为”的交织促进了其服务型权威的形成。内修之所以起作用在于其“村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学习能力”;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表现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村民舆论”则是外为的重要指标。返乡服务型精英取得权威合法性的契机是村民选举。研究发现:返乡精英是乡村治理中的新主体,而返乡服务型精英则是村庄治理格局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从村庄治理方式来看,返乡服务型精英为村庄的良治带来了新选择,“柔治”和“多元角色”成为村庄治理的新常态;从村治空间来看,作为村民——村庄精英互动的场域,新时代下的村庄社区是返乡服务型精英大展身手的舞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意在强调:当前乡村治理多元参与格局中,返乡精英为多元村庄治理提供了新选项;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村庄善治的达成,离不开村庄治理者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和公共管理能力,返乡服务型精英则是兼具这三种能力的合适的村庄治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