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就医可及性，改善其不良健康状况，减轻其疾病经济负担以及缓解因病致贫返贫窘境，实现福利增进，使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2003年中国政府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目前，经过十五年的发展，该制度已对农村居民基本实现全覆盖，并确立了政府主导、保障公平以及惠利于民等医改理念，走向全民健康保险。作为一种多方参与、社会福利性特点鲜明的农村社会政策，如何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新农合的政策效应，不仅是完善该制度的前提，而且涉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更关系到未来农业发展方向和粮食安全保障，对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增进人民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新农合的基本政策效应包括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和收入水平变化两方面。同时，由于健康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可行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劳动供给;而且，收入水平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或生产投资，进而作用于劳动供给，因此，新农合也将影响农村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那么，该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切实、及时地提高了农村居民就医可及性？是否有效遏制了其越级就医行为？在慢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中国居民头号健康威胁的条件下，新农合又将如何影响农村慢性病患者的医疗服务利用？是否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否有助于减轻其就医经济负担，缓解因病致贫返贫？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这些都是值得实证研究的问题。　　本文在梳理和总结既往研究基础上，遵循健康经济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劳动供给理论等理论框架，将新农合的政策效应划分为健康效应、收入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三种，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1)采用两阶段模型和多值选择模型，通过考察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就医可及性和健康状况的影响作用，实证检验该制度的健康效应。其中，对就医可及性的考察主要侧重于门诊医疗服务利用、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和就医机构层级选择等方面;对健康状况的考察则着重关注健康状况和健康生活方式。(2)实证检验了新农合的收入效应，具体包括自付医疗支出（包括门诊和住院）、灾难性医疗支出、慢性病患者医疗费用、非医疗性消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等内容。(3)通过使用两阶段模型、四部门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农村居民的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两个维度考察了新农合的劳动供给效应。　　主要研究发现如下:在健康效应方面，首先，研究时段内，新农合明显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住院可及性，显著增加了参合人群的住院概率和住院次数;同时，与未参合人群相比，参合的慢病人群其住院概率显著增加。然而，由于农村基层医疗资源短缺，新农合引导农村居民合理就医行为的作用有限，并未有效地控制其越级就医行为。其次，从健康状况方面看，新农合报销方式改革简化了报销程序，减轻了参合者的报销成本，提高了他们的受益水平，从而显著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并保障了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此外，从农村居民的健康行为方面看，由于新农合诱发了参保者的“事前道德风险”(ex-ante moral hazard)，参合者降低了健康风险预防行为，尤其是明显增加了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　　在收入效应方面，首先，由于新农合门诊统筹补偿实施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以及医疗保险补偿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在研究时期内，农村居民的门诊自付医疗费用支出明显下降。其次，在住院费用负担层面，是否参加新农合补充医疗保险和实际住院报销比例会显著增加农村住院患者的自付医疗费用。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时段内由于各地新农合基本报销目录不一致，农村居民享受的实际住院报销比例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政策报销比。第三，新农合降低了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医疗服务价格敏感性，刺激了他们的健康和医疗服务需求，使其家庭医疗支出发生显著增加，增加了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第四，圆囿于现行新农合补偿政策对慢性病的统筹补偿力度较小，该制度对农村老年人的慢性疾病费用效果微弱。第五，新农合并未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医疗消费倾向。最后，在贫困层面上，与未参合居民相比较，参合居民尽管贫困发生率会明显增加，但是贫困脆弱性明显降低;是否即时报销方式会增加贫困脆弱性，尤其是会增加农村居民的高贫困脆弱性。　　在劳动供给效应方面，从农业劳动供给层面看，是否参合会显著增加农村居民的总体农业劳动参与率和自家农业劳动参与率，而且，是否参合、新农合即时报销补偿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实际自家农业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新农合的报销水平越高，农村妇女的劳动供给越多。从非农劳动供给层面看，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存在着“非携带性”和“歧视性”等特征，新农合会降低农村居民的非农劳动供给。　　新农合作为覆盖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通过健康效应、收入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影响着农村居民福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健康效应看，新农合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就医可及性，对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健康生活方式也具有引导性作用。从收入效应看，作为农村居民应对疾病风险的保障措施，新农合尽管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门诊支出，但是却降低了其医疗价格敏感性，相对地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价格，进而增加医疗支出尤其是住院支出，致使因病致贫返贫概率增加，损害了农村居民的福利。从劳动供给效应看，新农合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农业劳动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滞留于农地。　　上述这些研究结论共同构成了一种范围广泛且密切关联的政策效果，蕴涵了重要的政策含义，具体包括提高新农合门诊补偿力度，提高就医可及性，改善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使农村居民合理就医;强化慢性疾病防控，普及健康生活特别是开展控烟限酒行动;缩小新农合政策报销比和实际报销比差距，简化报销程序，加强与其他医疗保障制度衔接;优化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手续，有效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祛除制度本身的“非携带性”特征等。这些政策含义为新农合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思考方向和着力点，也为如何使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使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更有效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增进人民福祉，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本文主要从健康效应、收入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三方面讨论了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的政策效应，并利用了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然而，新一轮“医改”以降，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建立，更深入、全面、细致的后续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三点展开:一是再审视和深化认识健康效应、收入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三者关系。二是利用第一手田野访谈数据，考察农村居民对新农合政策效果的政策感受。此外，由于实证检验时仅使用了两期数据，研究结果仅能从短期上反映政策效果，而忽视了长期性的影响。三是随着异地就医和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等方面改革深化，如何考量新农合“非携带性”问题应是成为今后重点关注的内容和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