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民间交往自然成为两国交往的核心。其中50年代的中日四次民间贸易协议，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视角、关注点的不同，每个时代都有重写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四次民间贸易协议的初步研究，重绘当时中日经贸关系图景的某个方面。在中国政府与日本民间人士的共同努力下，50年代，中日间共签订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对中日间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具体政策上，日本各届政府对华不同，使四次协定出现了不同的结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日间即使是民间性质的贸易往来也并非纯经济性事务，势必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仍无法克服美日对华禁运政策的限制，其根源在于中美两国间的继续对抗，因此本文开初即花费相当的笔墨论述战后国际背景和远东关系。官方层面的交往受到限制，于是民间率先开展试探性的破冰。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经济界发起成立了三个民间贸易促进团体。此后不久，中国政府也积极准备开展推动中日贸易。在整个五十年代，中曰间先后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议。四次民间贸易协议的内容都规定两国贸易交易只能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并且所有进出口的货物不能是对华禁运的物资。除了这些以外，所有没被禁运的物资还得被分成若干种类，两国交易时，只能同类换同类。这就有可能降低两国做成实际外贸业务的可能性，因为双方即使有互相需要进出口的物资，但如果这些物质不属于同类，根据规定，就不能达成实际外贸合同。总的来说，四次民间贸易协议虽未能使中日两国政府直接建立政府间外交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不仅提高了两国间的贸易额，促使两国贸易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后来两国建立双边关系打下了基础。同时，它们也为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民间关系推动官方关系；以经济关系推动两国间其它方面关系以至于两国政府间的全面外交关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建设性的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