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5年核武器问世以来，国际社会就核问题而展开的垄断与反垄断，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几乎从未间断过。最初西方大国出于对核扩散危险的恐惧与为了维护核垄断地位，推动形成了以1968年签订的核不扩散条约(NPT)为核心的不扩散机制，力图将核扩散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尽管如此，核能力仍以一种和缓与相对稳定的方式扩散到另外一些国家，迄今9个国家已相继成为核俱乐部成员国。历史上，国际权势的转移往往发生在时代转换的结构转型期，那么，在当今迅速变幻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对核武的追求会否引爆新一轮的国际战略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核不扩散机制能否如同过去一样发挥作用充满了不确定性。　　环视国际不扩散机制的运作历程，可以清晰的发现，亚非发展中大国的核开发历程大致呈现四种不同的发展轨迹，印巴已经成功的突破核门槛，伊朗仍在逆水行舟执着追求核开发，南非、利比亚等接近核门槛的国家却毅然放弃了核武开发，还有一些国家如埃及则在历经短暂但不成功的核武追求后长期保持了核克制。为何同属发展中大国并有一定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这4类亚非发展中国家其核开发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这对传统的核扩散理论和核不扩散机制提出了挑战，也表明了仅仅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权力与安全观的视角来理解发展中大国复杂多变的核动机与核行为的局限性，仅是单纯强调核技术与核材料控制的路径显然无法解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困境，即使是作为全球最贫困和最孤立国家之一的小国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围追堵截之下，仍在短短数年内发展到由10枚核弹组成的核武库，先后两度进行核试验，并正在通过建立铀浓缩设施开辟获取核武的第二条路径。追问，为何已经实施40年的核不扩散机制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核时代”变得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是自命为防扩散与反扩散旗手的西方大国选择性扩散的双重标准刺激的结果，还是作为防扩散工具的不扩散机制本身的内在缺陷造成的，特别是国际社会对作为防范对象的目标国自身的核意愿与核决策过程缺乏研究与分析使然的？　　核扩散的历史与现实昭示，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只是一味强力制裁与施压而较少关注与反思发展中大国核开发的内在动因及国内政治过程，特别是对于影响发展中国家核开发走向至关重要的核决策过程研究更少。这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核扩散忧心忡忡却束手无策，缺乏影响发展中国家核选择走向的着力点与突破点。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试图在系统梳理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与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特殊群体，亚非发展中大国在核选择问题上的深层动因及其决策过程，将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大国的核开发进程置于动态比较的视野之下，期望通过深入研究，进而厘清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开发不同轨迹的特性与共性。对于上述四类国家而言，哪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哪些是其不可复制的特性？安全、声望、不扩散规范、国内政治过程、强制外交在不同的发展中大国的核选择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而为寻求影响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的着力点与突破点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与可行的政策导向。本文主要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对四类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动因的分析分两章来完成。一般来说，一国核武化的动因可分为军事安全、政治目标，经济考虑与内部动力。安全威胁是影响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动因之一。无论是现实的安全威胁，还是虚构与夸大的安全威胁神话，它在亚非发展中大国的核选择动因中都不同程度的占有一席之地。声望动因对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影响的力度与强度不一，对核武的政治与军事效用的认知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亚非发展中大国的核选择。经济因素对核开发具有促进与制约的双重效用。国内选举政治的考虑不是影响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开发的决定性因素。它至多影响核政策的短期取向，而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开发的战略目标。　　第二部分则分析了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决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最高领导人、军方、核研究机构及核科学家等不同的政治与社会角色对核决策不同层面的影响力，从而展现了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决策进程中最为能动的组织机构的作用与影响。三者之中，最高领导人最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而其他二者只要其中一支力量起推动作用，就能促成一国核武开发的成功。由于亚非发展中大国各自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个性与能力）、宗教信仰以及军事官员核认知等的不同，军方在各国政治生活以及核决策中的作用远非相同。作为核武开发的推动者与实施者的核能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以及与最高领导人的亲密关系所形成的影响决策的独特行动渠道，获得政治领导人的强力支持，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不受外界干预的独立王国;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科学家”作为亲信幕僚、科技顾问参与到核决策过程中，在核决策，甚至是核战略的制定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则运用美国哈佛大学的艾里森(Graham Allison)教授1971年在《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提出的外交决策三模式中的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Politics Model)来分析亚非发展中大国的核决策进程，期望通过不同国家核决策的官僚政治模式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决策的复杂历程，并希望能借此验证基于美国的经历而形成的外交决策理论能否适用于错综复杂的亚非发展中大国的核决策进程，期望能对该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应用的局限性有所发现，并进行部分修正。　　第四部分阐述了不扩散机制对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决策的影响。核不扩散机制内在的歧视性与不公正性，以及这些国家特殊的历史体验所造成的对国际条约的深刻不信任，使得亚非发展中大国存在挑战条约的强烈动能。美国基于实用主义的全球战略打压非核国家核计划的做法，不仅强化了这些国家核鹰派的地位与对抗姿态，而且加剧了目标国加速核开发的危机感与核活动的更加隐秘，往往导致错失影响这些国家核决策的良机。加之在不扩散机制的作用方式上，缺乏一个达到成功所需的目标一致、重点突出、多层面的总体计划，在强制战略的实施上对于拒绝服从缺乏足够可信的惩罚、军事威胁与国际支持，特别是在制裁方面缺乏长期、耐心与全面的努力，使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国的权力不断被削弱，而目标国则持续寻求应对制裁的新方法。强制手段只是起到了推迟其核开发进程的作用，但并未实质性改变其核抱负。　　第五部分则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炼出标识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的显著特点与大致走向的基本模式，即核地缘战略环境是左右核选择走向的催化剂，核心决策者是核选择战略取向的强力推进器，官僚政治与派别斗争严重制约影响着核决策倾向，利害攸关的科学家成为推动核开发的重要源动力，两面下注的核战略成为多数国家核开发的基本路径选择。　　为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而今渴望和平利用核能再度成为亚非发展中大国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如何寻求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之间的合理平衡，是国际社会由来已久的难题。如果不彻底摒弃双重标准，改革不合理的核不扩散机制，同时考虑相关国家在追求核武背后的国家安全、国际声望、政权稳固等因素，并密切关注影响这些国家核决策的关键角色及其核认知，积极寻求影响其核决策的着力点与突破点，而只是一味打压用强，那么，国际核不扩散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