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鲁迅小说思想深刘、意蕴丰厚，那么鲁迅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一定的修辞技巧抵达意义深度的呢? 当我们把鲁迅小说放置在小说修辞学的视野中予以审视时，则不难发现，鲁迅小说创作有两种类型的隐含读者，因而也有双重的文本结构设计。一种是普通读者，与之相应的是情结构的设置，其价值内核是呐喊、助威、启蒙；一种是智性读者，与之相应的是智结构的设置，其基本模式是两类知识分子的“潜对话”。处于同一文本中的两结构固然各有它们概念意义上较为抽象但也不失清晰的分界点，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彼此错杂、相互交融、难舍难分的结构实体，且名之为“智情结构”或“智情双结构”。这是一个可以公开面向社会面向任何读者层的文本结构。智情双结构的设计内在地根源于鲁迅较强的角色意识，具体地讲即他的作家意识，特别是他作家意识中强烈的读者意识。 当我们追寻智情结构设置的内在根源时，不期然似乎也抵达了鲁迅思想意识的深度。在我们看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不仅能够标示出鲁迅思想意识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能够标示出鲁迅小说文本的意义深度。“铁屋子”的意义所指不是封建统治，不是封建思想传统，而是由思想，思想的语境与思想的主体三者组合的一个结构。这是一个人类的理性无法左右的结构。正因为它是一个结构也只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才能够如鲁迅本人所说，有“必无的”破毁的希望。 与铁屋子结构的发现显然具有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结构常常不再是一个沉默的容器，默默无言地承载着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话语等叙事元素，而是也在不动声色中与话语并肩而立承担着言说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构正是在话语遭遇着“不可言说”或“无法言说”的尴尬时，挺身而出，奉献出自己的“一技之长”——没有文字符号的言说，或者说隐形的言说，济话语之穷，救作者言说的困境。这种没有文字符号的言说，对普通读者而言固然难免晦涩，但对智性读者而言则正创造了另类的诗味，因为它真正的艺术功能就在于“迫使读者的思维变得活跃敏捷，这样读者才会感受到他创作中具有的最微妙的效果。心迅小说中有多种精心设计的治构，例如序文结构、复否定结构、封囊桔构、反比结构、正比结构、空枢结构等等，鲁迅通过它们的言说比话语本身的言说丰富而深这，不注意这个层面的冈读，便要折损其意义的大半；对某些小说而言，如果没有找到这种结构，对其解读便不得要领。 不论是“抒写自我”的艺术诉求，还是“探讨国民性”的历史承担都使鲁迅小说径直地把“思想”而不是性格作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对象。“思想成了描绘对象，成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t。C”，这一点鲁迅小说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有相通性。因此，鲁迅小说中最具审美价值内涵的往往不是其人物形象中的性格美，而是其人物角色话语中所裹挟的思想合量和技术合量；在鲁迅小说的审美活动中，与其审人物的性格形象，不如审人物的思想形象；与其审人物形象的性格美，不如审人物形象的思想美；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党到，与其审人物形象，不如审人物角色，与其审人物的思想，则不如审作者的叙违策略。例如（狂人日记》让读者永迈着迷的地方必杜包括了它第一次传达了一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思想命题以及传达这一思想命题的叙述x略。 思想言说的天然困境迫使任何一个作者为找到一种与“思想”相符合的艺术表达形式都必须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这一方面决定了鲁迅小说艺末的表达式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表达式总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也必然爆发出超常的创造力，因而表现出“思想言说”的独节魁力。前者我们着重探讨“不完全叙述”，“临界的时空”等诗的表达式；后者我们则主要探讨“命题聚合结构”，“核。G大子催化”，“双声与度汀等诗的另类表达式。 总之，倘若“铁屋子”结构果真能够标示出鲁迅思想意识以及鲁迅小说文本思想意识的深度，倘若“智情双结构”、“结构作为言说的主体”、“思想作为叙述的中心”、“临界的时空集”、“不完全叙述”、“命题聚合结构”、“核心大于催化”、“双声与复”等等，果真是鲁迅小说用以抵达意义深度的种种修辞手段、技巧或丑略，那么我们似乎也就有理由认为，“显示”、“思想”、“深度”等是鲁迅小说诗学的三个关键词，而“显示灵魂的深”则是鲁迅小说诗学的主体林征之一。据此，我们也可以解释 奄何以鲁迅小说中有不少“扁平人物”，其性格类型化且模糊不清，却依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其原因也许就在子其小说汉度地显示了人物思想意识的特征，也深度地显示了隐含作者思想意识的特征。因为性格的审美支点在子“个性化”，在于“复杂性”，而思想意识的审美支点则在于“深度”。 ·2· 在方法论上，我们力求做到两点：一是确立以鲁迅小说为本体地位的阐释立场，江国走出阮有理论的边界线，包括必要时走出民定迟论苑式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