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转型期,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补充,能够有效克服其缺点,使单一、零散的传统种植发展成产业化、规模化的现代种植,同时土地流转对于我国当前的扶贫攻坚工作也具有重要作用,其发展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能够摆脱过去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我国特殊的国情使地方政府介入到农村土地流转中,其行为的有效与否关系到农村土地流转的成败,合理有效的地方政府行为能使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得以实现,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则会影响或阻碍农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土地流转的重要参与者,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值得探讨。本文在梳理完农村土地流转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相关概念后,以黔北X县的实际案例为基础,分析X县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越位”、“缺位”行为,越位行为主要表现在X县政府强制执行土地流转、强制主导流转地用途、强制决定流转地单价等,缺位行为主要表现在土地流转制度缺失、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土地权属不明确等。在分析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时,本文从X县政府“经济人”角色与中央政府两个影响因素出发,阐述了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越位”、“缺位”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探究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协同与博弈,中央政府是以土地流转进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升级为目的,但对具体的土地流转行为缺乏措施与监督,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从如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开展土地流转,但其行为常常侵犯了农民流转主体的权利。最后本文从强化流转主体、加强流转市场化制度建设、确定土地权属等角度提出思考,以期对优化土地流转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有一定的借鉴之处。